本文旨在运用合约理论来解释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演进变化。想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国有商业银行为什么要进行改革?二是为什么要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因此本文完全是实证分析,政策建议等规范分析基本上不涉及。虽然文章没有采用数理推导形式,是个人风格的选择,并非不能采用数理形式。装神弄鬼还不如浅白文字的简单、直观和可读。文章首先是对银行业在我国的发展、演进历程和改革进程的简单回顾,其次是综述对银行改革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从问题提出、原因分析和政策建议等几个方面来叙述常见的观点、思路。第三、四章是核心。第三章是理论框架的阐述。本章首先指出银行为什么存在、银行的边界、以及银行内部的权利安排等问题在传统货币金融学、主流经济学中都是无法回答的。只有到了新制度经济学的产生,只有提出了交易费用范式,有了对组织的理解,认识银行这样的特殊组织才有了一个较好的理论基础。既然银行也被理解成一个组织,那么它与一般企业有何异同呢?让.梯若尔从银行和一般企业的财务结构出发。认为银行和企业都是由资本所有者和债权人出资而建立起来的,所以银行与一般企业没有差别。而哈维尔.弗雷克斯和让.夏尔.罗歇从业务内容的角度来定义银行,认为“银行是一个主要从事吸收公众存款和发放贷款的机构”。学术传统中,较早把银行等同于一般企业而不做区分地进行分析的是货币主义大师弗里德曼。在经典文献“银行利率管制”文章中,对银行行为的分析完全是价格管制理论的展开。其隐含的假设起点就是银行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假设取决于问题的性质,弗里德曼存而不论银行的特殊性,利于问题的简化和分析。本文里,仍然把银行视为一个特殊的组织。按照从一般到特殊的认识方式,先在一般、抽象的层面上理解企业,然后分析银行的独特之处。因为经济学里所有理论都是从个体选择开始的,面对企业这个组织,需要打开这个黑匣子,把组织的形成理解为个体选择的结果,理解为经济主体相互之间达成的合约。而这样的思路传统是科斯-张五常-周其仁、张维迎等一路下来。因此,本文对银行合约的理解是综合了多家之言。企业(包括银行)是一个组织,因为来自交易费用的影响,这个思想来自科斯。张五常进一步指出交易费用是约束条件,企业和市场都是合约的形式,在一般意义上没有区别。而周其仁却转化角度,将企业理解为人力资本和非人力资本的结合体,从而彰显企业与市场合约的区别。为了理解这个合约的特性和问题,我又加进了张维迎教授对物质资本的产权特征的分析,同时追根溯源,归总马歇尔和弗里德曼对人力资本产权特征的分析。银行合约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结合,那么这两类产权的独特特征提出了人力资本需要激励、物质资本需要保护等问题。文章继续将此思路用于分析古典企业到新古典企业的变化过程中,公司治理问题的不同形式。同时还指出张维迎和周其仁两位名家在企业合约问题上的分歧其实是概念之争。银行主要的功能是把借款者需要的信贷组合转换成放贷者需要的存款组合(Gurley和Shaw 1960)。银行只有顺利实现借短贷长的转换机制,才可以盈利而生存下去。而在这个过程中,银行要面临诸多风险:首先是流动性风险、其次是资产方的贷款本息能否顺利收回的风险即信贷风险,还有利率风险。而在提供流动性和结算清算系统的功能时,又面临着操作上的风险,也可能会因为网络的技术问题而遭受欺诈而造成损失。而涉及外汇业务的银行,还要面临汇率风险;所以,银行作为一个组织,最大的要求就是对于风险的高度敏锐和专业性地处理。在银行合约里的银行家,就是要应对未来不确定性。银行家们的判断后面跟着的是资金,一旦出现大的错误,就是金融资本的大缩水,贷出的资金有去无回,要伤身入骨的。市场中众多的企业家要判断哪里有好项目,哪里才是盈利的地方。而银行家不仅也要判断这些项目是否真的有机会盈利,更要判断风险大小,还要设计出有效的机制防止借贷中出现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银行要健康而稳健地运行,就应当根据纷繁复杂而千变万化的市场信息,把资金配置给有着最有眼光和组织能力的企业和企业家。所以银行合约中的银行家(金融家)的知识、判断、精神、市场的感觉等人力资本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国有商业银行里,普通员工似乎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最大的变化是物质资本的提供者已经不再是个人了,而是由国家来充当。国有商业银行的人力资本也是由政府统一安排。不仅普通员工是这样,连高层次的经营管理者也是由政府任命和安排的。党委在银行人事选聘、经营决策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要关心的是在这样的合约结构下,银行是否能够解决好人力资本的激励,物质资本价值的充分保护等问题。一个经典假说是公用国家租金激励机制。国有企业的目标就是追求国家租金的最大化。为了激励企业的经营管理者发挥人力资本的价值,他们必定要参与到国家租金的分享当中,于是公有制企业的行政等级制和物质刺激的劳动报酬制度就成为比较普遍激励制度。在笔者看来,对经营管理者的激励还包括仕途的上升空间。企业控制权和部分剩余收益权的激励,在成功的国有企业里,变现得很充分(横店模式-周其仁)。那么在国有银行这类特殊的国有企业里效果又怎么样呢?正如田国强教授所述,国有商业银行的现状可以用“高、低、差”三个字来描述,即“不良资产比例高,资本金低,营利能力差,”。原因是什么呢?国家租金体制与市场企业的利润体制在激励强度方面还有实质性区别。不仅如此,在笔者看来,这样的体系还有一个甚为严重的问题--员工特别是经营管理者的筛选。党委任命的方式讲求的标准是政治素质和所谓的思想觉悟水平,抑或是派别之分等非经济因素。而经营企业和银行,更需要的是市场经济运作和管理的知识。这在体制上很难保证有企业家才能和银行家才能的人真正地被选拔出来,并在恰当的岗位上为该组织的国家租金最大化而努力。而过往的改革,基本上都是围绕国有企业或者银行内部的内部结构与组织体系的调整,其实做的都是如何激励的问题。所以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的效率一直难以提高就不难理解了。如前所说,银行家人力资本不足,物质资本相对过多,在国有经济单位租金最大化假设下,就应该进行优化调整,这个调整可以是两个方面同时进行。显然政府选择调整的是物质资本,这也就是1998年-2001年四大行分支机构大幅度缩减的行为。时来运到,2001年入世成功,新的约束开始起作用了。那就是外资金融机构在未来的几年之内会陆续进入,竞争主体的增加会使原有的国有银行合约市场生存能力受到考验。新的约束既是压力,而利用得好的话,又成了机遇。这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方案的推出。文章反复提到银行由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组成,而入世的约束条件意味着国内银行家人力资本的市场结构发生了变化,那就是银行家人力资本的供给突然大幅度增加。这就是说政府突然有了更好的签约伙伴,当然要进行最优的替代选择。引进战略投资者就是这样的重要创新。第四章第四节我会不厌其烦地引用引进战略投资者的文献中的具体条款,旨在说明决策者们旨在引入银行家人力资本的专注和集中。可惜的是很多人无法理解其重要含义所在。这里还要细说一点,引进战略投资者是一个过程,前阶段的财务注资、不良资产剥离、找国际性的会计师事务所做财务审计等做法,好些人都持批评的态度,比如人民大学的张杰。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这样的做法在降低与国外战略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多么的重要!另外,文章多次重复的“引进战略投资者”中“引进”指的是去国外引进,为什么呢?答案很简单,但是让我们很没有面子。那就是国内没有银行家才能。因为很长的一个阶段里,我们都没有真正的银行。原因是我们进行的计划经济不需要银行。真正的银行只有市场经济才需要。这也是本文对那些倡导发展地方银行、民营银行(徐滇庆)、中小银行(林毅夫)的批评。他们的主意完全没有增加市场经济所需要的银行家人力资本的含义。文章第四章重点分析的经济结构变化和国有银行对国家财政负担的影响,其实都是成本-收益的展开。都是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火上加油的因素。从合约分析的过程我们还可以看到,好些名词都有其独特的含义。比如国有商业银行这一说法本身就有误导性。因为国有商业银行是一个合约,由作为物质资本提供者的政府和人力资本提供者的个人共同签订的合约。既然是共同来签订的,怎么能说是属于一方所有的呢?而金融安全这个词更不是个好玩意,除了引起人们恐惧感之外,没有任何用处。通观全文,缺陷与不足也是很明显的:公司治理的深入分析没有在第三章的基本理论框架基础上进行;也没有运用同样的理论基础分析推测,战略投资者进入国有商业银行以后的公司治理、经营管理等具体的变化;文献、资料的考核也显得马虎;为了简化问题,还回避了对政府概念的讨论;与他家的分析异同上总结不够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