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中叶美国卫理宗教会分别由美以美会、监理会、美普会三个差会团体所传入中国。百余年间其在中国开拓教会,并致力于教育、出版、医疗等社会服务工作,一方面受中国社会变迁所影响,另一方面则亦积极贡献了中国现代化的工作。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时,卫理公会仍决定继续在华宣教。直到1950年抗美援朝运动爆发以后,鉴于环境已经不利宣教,卫理公会才于1951年全面撤离,并于1953年正式在台湾设教,延续在华宣教的使命。卫理公会差传委员会在台宣教之策略,先是延续大陆时期的宣教经验,致力于拓展堂会,建立教会制度,继而推广教育传教、社会救济与福利服务工作,并与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合作,订定宣教领域协议,见证教会合一的普世价值。1972年以后美国差会撤离台湾,开启卫理公会的自治会长时代。但教会制度自此逐渐受到政治力的破坏,特别是1978年以后政治意识形态凌驾卫理宗积极入世的动态恩典观,强势主导教会发展,致使堂会拓展、社会救济、教育事业停滞不前,教会自此积弱不振长达20余年。直到1998年重整教会制度,逐步恢复世界卫理公会正常的会督体制以后,卫理公会才又在台湾社会展开其积极入世的宗教信念,致力于海内外宣教、教育和福利服务等事业。此外,卫理公会也深受台湾社会政治、经济、都市、人口与家庭五大变迁领域所影响,其中台湾政治发展对其影响的层面尤其广大而深远。然而台湾社会的变迁却也成为卫理公会教势转折的契机,甚至成为激发卫理公会宗教自觉与自我更新的动力。总之,在历史的横断面上,卫理公会呈现出一幅幅台湾社会的生活图景,在历史的纵剖面上,其发展轨迹动态地折射出台湾社会生活变迁的景象。可以说,对于卫理公会与台湾社会变迁之研究,可以有利解读台湾基督教史、台湾社会变迁或区域历史等议题。同时,此研究也有助于显现在台湾的国语教会所蕴藏丰厚的历史价值。而回溯卫理公会与台湾社会变迁的关系,对于日后国语教会在台湾的宣教,和如何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和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