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中国经济面对下行压力、风险凸显及红利转换等不稳定表现时,从“李克强经济学”到“中国经济新常态”都认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应由政府投资向民间投资转换,从而促使企业成为投资的主体。同时为了塑造经济体的竞争优势,保证其长期稳定增长,国家支持并鼓励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因此,对于拥有双重主体身份的企业,作为其投资重要组成的技术创新研发投入必然备受关注。但当前我国处于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状态,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任务。各级政府正在积极施行改革措施,以充分挖掘企业创新潜力,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保持经济平稳增长。然而,政府的积极作为极易增加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有可能导致比错误决策更大的损失(Gulen&Ion,2013)。因此,对政策调频增加如何影响企业研发投入,及企业应当如何应对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自熊彼特在1912年首次提出创新理论以来,各个领域的研究者围绕着企业内外部特征对影响企业研发投资决策的因素展开了丰富的讨论。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究的前提均假定管理者在确定的内部和外部环境下做出的投资决策。关于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影响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王闽等,2015)。然而企业面临的内外部不确定性多种多样,其中宏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是任何企业都无法回避的系统风险,同时也是一个较新的研究领域(饶品贵等,2017)。本文将宏观层面的经济政策与微观层面的企业财务决策行为联系起来,借鉴前人采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EPU Index)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进行度量,指向较为明确,丰富了企业研发投入的相关文献。本文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角度出发,探究其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同时研究财务柔性在其中的调节作用,数据选取沪深两市2008至2016年9年期间披露研发投入信息的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进行回归,采用替换被解释变量和调节变量进行稳定性检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越高,企业的研发投入越低;相较于不具有财务柔性的企业,具有财务柔性的企业缓解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采取组合财务柔性政策的企业能缓解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其研发投入的影响,且效果大于采取单一财务柔性政策的企业。并进一步提出政策建议,以期对提高我国政府部门决策的制定水平,维持经济政策的稳健性和一贯性以及提高企业对不确定性的应对能力具有一定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