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史”中,沈约《宋书》通常被认为是“前四史”之后又一史学名著,记载南朝刘宋一朝近六十年中人与事,得益于前朝多位史官先期撰写的成果,南齐永明中奉武帝诏旨开始修撰,终成于沈约一人之手。它的发端和完稿过程,恰逢我国传统史学和文学重要的转折期,具有过渡时期的一些比较复杂的特点。传内大段、大量收载不同人物各种体裁、内容的文章,是《宋书》一个相当著名的文本特征。在比较多的情况下,沈约倾向于采用一种撰作者“隐身幕后”、相关人物在“台前对话”的载文方式。他似乎更愿意将直接体现不同人物(乃至某些人物身后以其为代表的一类人)的原始文献摆到读者面前,尊重读者自身对事实的阅读、理解和判断力,自己在行文中则尽量不明确表态,和读者一同旁观刘宋王朝一次次或友好商论、或尖锐争鸣、或“此时无声胜有声”的书面对话。《宋书》写人叙事重视以言语、动作等诸细节传神达意,尤擅白描。沈约准确地截取最能表现他眼中各人物典型特质的侧面或事件,从容记叙,给足镜头。其中,对话语言对情节的作用分外凸显,沈约对语言在叙事文本中可承担的功能及其表现潜力,有十分敏感的认识体悟,并直接运用于《宋书》的修撰中,形成“众声喧哗”的表现效果。《宋书》史论可以按所讨论的中心议题分为几个大小不一的模块,观点独到,思理清辩,立足人心,偏爱演绎,方法多样,系统感强,予人智性的审美感,呈现出“慎严致密而不机械”的总体面目。沈约以诗人的敏感心灵统领文章句式、辞藻、音律等修辞方式,撰作者贯穿其中的意志明晰,感情深切,行文语气或平和,或激烈,或得意,或悲怆,风骨尽现,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它并非作者单纯自逞文采,也非固定体式,而和语境要求、作者的表情达意需要等密切相关,客观上展现出六朝文章上升期的表现力和生命力。《宋书》纪传的一部分,具有某种程度的“代志”作用,主要表现在刑法、食货两方面,有时也兼及选举、职官等内容,纪、传、论配合密切,除纪传相关特点外,还具有一定史志特征,是《宋书》中一类比较复杂的文本。而《宋书》史志因其晚成,以具有独创性的《乐志》为代表,令《宋书》的逻辑之美,更上一个台阶。原则上,该文遵循“社会—音乐—史”的编撰思路,宏观和微观视角互相参照,系统立体；观点上,强调“歌”的中心地位,在表现出尊崇雅乐态度的同时,客观记录了“雅”范畴的扩大过程；方法论上,通论和例证密切配合,且有一环套一环的例证分类体系,明显加强了通论说服力。撰作者姿态放得很低,他态度温和,语气诚恳,待人平等,但存在感丝毫不弱,展现出不动声色的全局控制力。需要注意,《宋书》无论纪传还是史志,无论叙事还是议论,都充满了“无事不可商榷”的意味,其文本自身似乎含有一个“众声喧哗”的讨论场,各种对话争鸣不已,潜对话暗流汹涌,形成强大的内部张力,有时甚至突破文本限制。这与《宋书》撰作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学术风气均密不可分,和撰作者沈约的性格习惯等,也有部分联系,正是其作为处在我国历史著作由私家撰述向国家修撰演变的六朝史著,所谓“过渡时期复杂特点”之一。由于国家秩序在逐步整合,南齐的国史修撰工作计划性更强,彼此之间的关联也较以往更深,有一定程度的相互照应。在此背景上,《宋书》承担了一部分国家意识形态任务,同时承载撰作者个人的史学观点,从而真实地于文本中再现六朝时期国家意志与士人个体意识相当鲜明的对立统一关系,及两者的一部分互动方式。它所具有的诸多审美特征,无论存在于逻辑层面,还是存在于文本形式,几乎都与此相关。除记载刘宋一朝史事外,沈约《宋书》具有某种有关南朝学术史、近似齐梁文人心灵史的意义,对其文学意义和文学价值,或许可由以往所认为的“正史文本”,上升到承接先秦两汉传统的“史传文学”来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