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到1912年间,通过一场快速且基本平和的革命,中国在当时的亚洲率先建立起了“最佳政体”——共和制度,但清末以来地方势力的发展造成的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紧张关系以及中西思想的冲突导致国家认同的危机和公共话语的分裂,使离心力急剧增长,轻易赢得的共和制度随即名存实亡,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国体”重新成为问题。中国应该建立什么样的适合国家当时状况的政治与经济制度,应该建立什么样的与之相适应的文化,从而实现国家的统一、恢复秩序以确保国家的现代化,对此,中国知识界陷入严重分裂。而此时,西方世界著名思想大师、英国哲学家、教育家伯兰特·罗素被中国新知识分子界极其隆重地迎到中国讲学。　　1920年10月12日罗素踏上中国的土地之时,正值五四后期社会改造和社会主义思潮方兴未艾之际,他抵华伊始即被中国知识界期许为指导改革的“社会改造家”。罗素在华九个月期间,足迹遍布上海、杭州、南京、长沙、北京、保定等地,共做了大大小小近二十个主题的讲演,这些讲演在当时造成了很大的轰动,引发了思想界几场激烈的争论。罗素的中国之行无疑是中国近现代思想史、政治史、教育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之一。　　本论文试图从“民族一国家”建构的视角来探究“罗素与中国”这一课题,并将其贯穿于整个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本论文虽立足于罗素在华期间即1920-1921年的历史语境,但出于“建构问题”的需要,将向前后扩展,涉及早罗素七年来华的美国学者古德诺以及早罗素一年来华并与之同时离开中国的杜威,还将探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在“国家统一”问题上对罗素思想的接受情况。　　从史料运用方面来说,以往关于罗素、杜威、古德诺与中国的研究主要根据翻译过来的中文文献材料,直接从其英文原文引证和解读的研究并不多,不能参考这些来自英美而与汉语隔膜的学者在其母语中的思想过程及其表达方式而对其在中文历史语境中的有意的或无意的“修正”进行考辨,而“思想的旅行”对于历史研究的最大魅力正在于思想在别的语言.文化语境中的变异及其产生的作用。本论文将征引大量相关的英文原著,深入挖掘这一问题。　　“罗素与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文化与政治”这一选题牵涉到罗素与中国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复杂关系。本论文将以罗素在华所作的重要演讲为主要线索,具体梳理他的哪些思想、学说在中国产生了争论和影响;同时,根据当时报刊上所发表的众多对罗素的介绍和评论,重点研究五四时期中国知识界对罗素来华讲学的反应,以及围绕讲学事件,可能揭示出的五四时期学界各派对话语霸权的争夺的微妙关系。实际上,与其说新知识分子圈子邀请罗素来讲学,是为了聆听他有关社会改造的理论,不如说是为了将其引入中国知识界的纷争,借其名头来推行自己的主张,而一旦他基于自己的观察而做出不利于新知识分子圈子的分析,则迅速受到新知识分子圈子的冷落。　　从一开始,罗素的中国之行就不是单向的“刺激-反应”模式,即“西方启蒙者”走进一个有待“启蒙”的东方国家,而是带着他自己的问题进入到一个业已形成的知识-派系的动态结构之中,他们在其中表述和修正自己的观点,而其思想的变化以及思想命运的起落也取决于中国知识界的内部张力,正如中国各个思想派系的知识分子的命运(分化-重组)也取决于同一结构的张力。罗素的思想变化取决于中国社会内部的问题,这是一个互动的关系,他介入的是中国当时的政治格局、派系之争、文化论战和社会性质的论战,罗素和中国是交互影响的关系。　　本论文将用八章的篇幅考察罗素的中国之行,各章的编排整体以时间为潜在逻辑线索,分别以几个重点问题为支点,每章围绕一个核心问题展开,在论文内部构成一种纵向(时间线索)和横向(具体问题)并存的两条线索。　　第一章主要分析罗素来华前东西方的历史文化语境,阐明东西方的错位将决定罗素来华可能被误解和利用的命运。第二、三章主要考察罗素刚刚来华在不知情的状况下发表的言论在中国知识界引起的两场激烈的论战,即中西文化论战和社会主义论战,并总结罗素的中西文化观和社会主义观。随着在华时间的增长,对社会方方面面考察的日益全面,罗素看到了中国的种种问题,并进行了深入思考,修正了来华初期的一些观点,并尝试结合中国当时的国情,描绘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改革发展蓝图。第四、五、六章则分别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这三个层面,结合罗素本人的社会政治思想、工业文明观和文化教育观,阐述罗素对中国问题的观察和思考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改革建议。第七章主要考察罗素的临别演讲,是对其整体访华历程及对中国问题和改革建议的总结。第八章试图说明罗素的观点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知识界的接受和影响。　　另外,在本论文的引论部分,作者将拓展研究的时段,考察早罗素七年来华的美国学者古德诺以及早罗素一年多来华并与他同时离华的美国学者杜威的中国经历。他们基于各自不同的理论基点所阐发的对中国的认识和建议已嵌入罗素来华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知识视阈,其中不乏与罗素的认识和建议的相同之处。而罗素离开中国时的冷落场面几乎与当年的古德诺相同,而与一直大受欢迎的杜威迥异,这充分说明“学理讨论”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中断,与其说是他们在向中国知识界传布其“学说”,还不如说是中国知识界分裂的各派利用他们的名头来阐发自己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