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治权是少数民族权利的核心，同时它也是民族法学理论中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对自治权进行研究，具有理论和现实的重要意义。然而，或许由于这一概念的敏感性，或许由于权利理论还不够成熟，长期以来，对自治权的研究，从政治学、民族学着眼的多，从法学入手的少。而且从法学研究的成果来看，基本上还停留在注释法学的层面而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本文将试着探索一条新的研究自治权的思路。 对少数民族自治权这一概念进行研究，首先应该弄清楚的一个问题是，自治权究竟是权利还是权力？本文在分析有关自治权的概念的基础上，指出少数民族自治权具有权利和权力的双重属性，其具体含义依赖于这一用法的语境。如果相对于国家来说，少数民族的自治权指的就是自治权利；若是相对于少数民族内部来说，自治权则指向了自治权力。而且，后者来源于前者，前者是自治权的最本质的内涵。本文对自治权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其权利方面。 从法学角度来看，自治权利首先表现为集体权利，虽然它与传统的权利理论只承认个人权利相抵牾，但是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少数民族的集体权利是客观存在的，与是否有理论来支持它没有任何关系。同时，权利理论也是不断发展的，现代人权理论的提出和个体权利理论的引入，使集体权利在理论上有了立足之地。 少数民族自治权利是其意志自由的体现，它要求少数民族能够自主地处理自己的内部事务，自由地行使自己的意志，不受任何其它因素的干涉。但作为一种集体权利，少数民族在表达其意志自由时，其形式也就必然不同于一般权利，它需要组成自己的代表机构，通过一定的形式，形成统一的意志。因此，少数民族自治权利的行使必须通过权力方式来运作。拥有自治权利的是少数民族群体，而行使自治权利的却是自治机关，二者在实践中发生了分离，这也正是自治权被片面地理解为自治机关的自治权的原因所在。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自治权利尽管表现出少数民族的意志自由，不容他人干涉，但是，在现代社会少数民族要想自由行使其自治权利，又受到很多条件限制。作为国家，有义务去帮助他们实现自治权利，这就需要国家的积极参与。从局部和短期来看，国家和少数民族的利益并不一定完全一致，但是从整体和长远来看，自治权利的实现，既能促进少数民族对国家的认同，稳固国家的统一，使国家的管理更加富有效率，也能使少数民族的生存发展状况得到根本的改观。 从正当性来说，自治权利来源于自我决定权，即本人是自己利益的最佳决策者。它不以国家的法律规定为来源，相反，自治权利是少数民族的“固有权利”。从必然性来说，自治权利不仅是现代社会民主制度的体现，同时也是对传统民主制度设计下少数人权利因为“多数人决定”而容易受到侵犯的一种补救，它是实现民族平等的重要保障。从国际法来看，少数民族的自治权利实质上就是内部自决权，这是民族自决权在发展中产生的新的内容。 自治权利由主体、内容、客体三方面组成。毫无疑问，自治权利的主体是少数民族。然而，哪些群体属于少数民族，却并没有取得广泛的认同，各个国家往往从自身的利益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同时，自治权利在内容上也与一个国家的民主制度的完善程度、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有关，在不同的时期，自治权利表现出不同的内容。 自治权利作为少数民族应有的一种的权利，要转变成现实中的权利，有赖于国家的立法、司法、行政的保障，其中相应的权利制度的建立是重点。同时,在实际社会生活中，它还要受到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制约。在自治权利的实现上，我们不能忽视的是它并不是绝对的权利，它既不得危害国家主权和法律的统一，也不得侵害少数民族个人的基本权利。 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具有鲜明的特色，它把民族自治和地方自治结合在一起，自治机关承担着管理本民族内部事务和本地方事务的双重职能。但从自治权利理论上来说，自治权利制度的临时性和自治权利的长久性之间存在矛盾、积极权利和消极权利也难以明确区分；在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下，自治权利与国家权力之间存在难以适当处理的地方，在自治权利的法律保护方面，也还存在着少数民族的法律主体地位、代表人资格、救济途径、责任制度等不够完善之处。本文认为,在目前的实际情况下，少数民族要实现自治权利，有赖于国家司法审查制度和民族文化自治权利制度的确立。同时，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加强对自治权利的程序性保护、确认少数民族的法人资格、严格民族地方的设置条件和行政首长的资格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