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成祖迁都北京,政治中心北移,对稳固政权、守护中原、防御北方游牧民族有巨大的保障作用,但经济重心仍在江南之地。太祖建国,主张大力恢复发展北方经济,鼓励开垦,经济恢复很快,但国家财政大多仰给于东南的现实没有改变,东南经济重心之地的赋税依旧很重。尤其明中期以后,屯政俱坏,水利失修,权贵豪势之家大量兼并土地,北方农业几近荒废,京津土地兼并之势更甚,农田荒废更为严重,加之社会动乱,外患频仍,漕运河道淤塞,漕运阻滞,导致京畿补给不足,而南粮北运进一步加重东南人民的负担,江南之地的农民贫弱不堪,社会动荡起伏,统治危机出现,为了缓解经济危机、维护王朝统治、巩固政权,有识之士提出重开京津农田水利事业。万历时期徐贞明极言开京畿农田水利之业,并著书《潞水客谈》详细阐述开水田之见解,指出开水田的有利条件和必要性以及具体的措施。继之有汪应蛟、左光斗、董应举等东林士人在天津一带积极开展农田水利事业,汪应蛟提出军垦民种的方法,左光斗提出“三因十四议”和开屯学之策。其后徐光启在天津一带亲身实践,提出在京津重举农田水利之业可以富国强兵的主张,而且他在前人的成就与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发展北方农业的方法与技术,为清代甚至当代北方发展农业提供经验基础。总结而言,他们都主张京津之地具有优越的地理位置和有利的自然环境,以垦田和治水相结合的方法发展此地农业,一来可以提高粮食生产,稳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二来可以缓解政治经济危机,巩固统治。可惜的是有识之士的积极主张与实践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根本在于封建王朝的腐朽,但对于当今社会有一定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