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最通俗的解释是指贩卖货物的人。当然这主要是指旧式商人而言的。新式商人就不仅仅是贩卖货物了，但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地商人主要还是旧式商人，指的是活跃于新疆各地，而其籍贯非新疆的各省商人们。清朝统一新疆后，内地商人大量进入新疆，开创出了乾嘉时期新疆民间商贸活动的繁盛局面，为固边兴邦做出了贡献。清朝收复新疆时，内地商人随军贸易——“赶大营”，为“故土新归”做出了贡献。再度统一使得内地商人获得了安定的环境，其活动使新疆与全国市场的联系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其自身也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籍贯划分的“商帮”，从晚清到民国在新疆的经济领域里发挥着自身的作用，对新疆人民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具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晚清、民国为中心，对新疆的内地商人作一番全面系统的研究。全文由绪论、结束语和三章正文构成：绪论主要阐述研究现状、该选题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概念的界定与范围的确定，对研究对象的界定、研究时限及范围的选择作了说明。第一章主要考察内地商人“赶大营”的活动与新疆商业的复苏之间的关系。对乾嘉时期形成之“赶大营”的传统基础作出了说明，阐述了该时期内地商人深入新疆的过程，说明当时随着内地商人的足迹遍布天山南北，新疆的民间商贸活动逐渐进入了一个鼎盛时期。内地商人开展各种具有新疆地方特色的经营活动，活跃了新疆经济的同时，亦加强了内地与新疆之间的联系。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自身的经营方式也在不断地进步。虽说清中叶以后，新疆地区变乱迭起打断了商贸活动正常发展的历程，陕甘地区爆发的回民起义又切断了内地商人赴新疆贸易的通道，使得内地商人无法开展其业务。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内地商人面对的也是乾嘉时期之繁华尽化焦土的状况。但在承平再现，清政府又采取措施设法尽力恢复新疆地区经济的情况下，内地商人得到机会展现其善舞长袖。迪化和奇台两城作为商业城市的振兴，以及天山南北一批城镇的勃兴都与其积极活动密切相关。第二章探讨了内地商人对新疆商业的活跃作出的贡献。茶叶贸易在西北所处地位自古就非常重要，到了清代似乎更为凸显，清政府的课税收入，“东南则盐为巨擘，西北则茶为大宗”。而内地商人在茶务上的作用堪称举足轻重。清朝统一新疆时，晋商开辟了万里之遥的茶叶商路。并在咸丰年间，随着政治环境和贸易形势的变化，变更采办茶叶的地点，苦心经营新的茶叶商路，保证茶叶贸易的开展。对于满足新疆人民食茶需求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西北，运输方面直到近代也是向恃骆驼为惟一之利器。经营驼运业的内地商民们在西征军粮饷物资后勤供给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清末，在驼路畅通之后，驼运商业就更见发达，并于民初盛极一时。但后来新疆因政局动荡引发战乱，直接打击了驼运业，加之整体社会环境的影响，驼运商业衰落了。驼运业的命运可说也是新疆商贸之命运的缩影。新疆在成功收复后，较大的城市里都有内地商民，并形成了以籍贯划分的“商帮”。其中有一定影响的为八大商帮，即：燕帮、晋帮、湘帮、秦帮、蜀帮、鄂帮、豫帮、陇帮。燕帮中的津商是其中实力最强的，经营范围广，分布地区广，对新疆城镇民生有着相当的影响。其余各商帮虽说经营实力上有强弱，活动范围上有大小，但也都在其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当然由于所处历史时期的限制，从晚清到民国，他们历经磨难重重，兴衰荣辱饱尝滋味，许多人仍免不了悲剧性的命运。虽然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新疆的内地商人发展水平并非尽如人意，但其对新疆人民的社会生活有着重要的意义。第三章具体阐述了内地商人在新疆经营的社会环境。晚清，新疆地区事多不靖，混乱的状态一直延续到民初杨增新治新时。但杨很有手段，在新疆保持了一种虽落后封闭，但相对稳定的局面。金树仁时期(1928——1933年)，新疆由相对稳定走向全疆大乱。政局的纷乱状态在盛世才时期也没什么改善，一直持续到四十年代末。内部环境欠佳，同时也排除不了外部因素的强烈干扰。俄、英的侵夺是难以抵制的。俄国、英国在新疆既相互角逐又相互勾结。英国的影响不及俄国，但贯穿近代始终。十月革命前，新疆一直在面对俄、英二者，沙俄崩溃后，英国方面的影响自然还是摆脱不了，又要面对苏联的竞销。金树仁时期诱签的《新苏临时通商协定》本身具有较强的不平等性，盛世才政治上的投机又使其影响延续了相当长一个阶段，加之苏联的实力又十分强大，新疆方面对于苏方对新疆商品市场的倾轧可说是无可奈何。结语部分对新疆的内地商人活动的脉络做了梳理，点明了其对于新疆人民生活和社会经济所作的贡献，以及在加强内地与新疆多方面联系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指出其对于增强民族凝聚力，维护国家统一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