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复杂程度最高、社会凝聚力最强的政治组织，国家的形 成离不开对社会资源的控制，但由于前赋文化和其他条件的不同，各个国家所选择的 控制对象、控制方式有所不同，从而形成了异彩纷呈的政治文化。本文广泛考察了中 国早期国家形成过程中所采取的社会控制方式及其原因，井力图突出中外早期国家、 国家与前国家社会在控制强度与控制内容上的差异，这一方面有助于更科学地区分不 同类型的社会组织，为在世界范围内探讨国家起源的规律提供一些参考；同时，本文提 到一些为人熟知的政治文化现象，并力图指出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对这些现象的影 响，从而为进一步的文化比较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自己的研究方法。我在确定研究方案时吸 收了人类学的一些理论成果，即不再把国家的起源看成一系列事件的堆砌，而是看成 一个漫长的过程；所以不再关心国家形成的具体时间，而是着力于探究中国早期国家 形成所需要的一些条件。 第二部分讨论了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标准问题。恩格斯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础 上指出国家区别于氏族社会的三条标准。学者们对以地域代替血缘这条原则产生了 较大争议，赞同者极力夸大三代社会已经形成了类似希腊、罗马那样的地域组织，但缺 乏强有力的证据；反对者则一味夸大先秦时代血缘组织的力量，而漠视当时存在的诸 多超血缘的要素，二者都带有将经典作家理论庸俗化的理解。恩格斯所说的地域组织 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组织，其原则是国家先于氏族，政治高于血缘。在中国，类似希腊、 罗马的地域组织出现较晚，但三代时期的人口规模、宗教信仰特别是跨地域的官僚机 关的出现，都从不同侧面反映出当时只能是一个国家，而不是什么“氏族时代”。 第三部分从社会职能独立化的角度论述了促成中国早期国家诞生的八种要素。 在这部分中我运用了由业师常金仓教授倡导的文化要素分析法与比较法。学者们有 关国家区别于酋邦的标准多种多样，但诸项标准多立足于前者比后者具有更强的社会 凝聚力，能够容纳规模庞大、成份复杂的人口。在古人的观念里，要想把广大人民长期 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必须是先富而后教，先教而后刑，即以政府的名义给予人民一定的 实惠。所以，我在论文中不象有些学者那样汲汲于从史料中寻求有关军队、监狱、法庭 这些社会控制的末流手段，而是依次论述了那些能给人民带来好处的八种社会事务在 国家团聚民众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从古史文献看来，社会职能在小范围内的独立化 ～l 一由来已久，如远在尧之前即已出现区域性的水官——玄冥、比较粗疏的火历、宗教职官、施惠于民的酋长，但大多仅局限在一定区域内。传说的五帝时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引起一系列的连锁反应，如蚤尤发动战争后社会秩序一片混乱，引发了苗民的法治尝试；法治的失败又导致了宗教领域的纷乱，最终以礼法合一和重黎绝地天通的形式完成了这一领域的社会职能独立化；战争也有助于加速民族内部不同血缘组织的融合。为了治理水患，有在不同地区之间进行协作的必要；治水过程中由领导者组织的区域贸易与赈济活动也有助于把众多的社会联系在一起，从而为建立统一的政权奠定坚实的基础。尧时天文历法的进步对人民至关重要，但制定历法所需的人力。物力则决定了它只能以政府组织的形式来进行。正是上述需要呼唤着一个跨血缘的政治组织的出现，它们连同前赋文化中已有的社会控制方式便一道成为中国早期国家形成的条件。 第四部分是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