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外关系不仅从国家层面的条约制度展开,也从口岸社会的方方面面展开,集中体现在租界社会的华洋关系。近代上海聚集了最广泛的洋人群体和中国各地移民组成的华人社会,双方的磨合共处是近代中国华洋关系建构的典型。华洋关系的建构,受到许多因素影响,双方碰撞和摩擦酿成的社会事件也是双方关系建构过程中重要影响因素。两次四明公所事件就是近代上海华洋关系建构过程中发生的典型事件。两次四明公所事件的起因都是法租界的扩张引起的利益和习俗冲突,双方背后是上海洋人和华人群体。尽管事件已上升到国家外交层面,但其本身是社会事件属性,事件引发的冲突和流血最终以谈判方式解决,在此过程中四明公所和宁波帮精英在事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事件的结果是双方在冲突平息后重新划分了权属,在磨合中形成新的共处模式:四明公所在两次事件后维护了同乡权益,壮大了公所,推动了宁波帮的发展,成为了宁波帮群体的依托和精神港湾。上海华人社会也在两次事件中成长凝聚,形成超越地域限制的更广泛的华人社会。法租界则在事件后扩大了地盘和势力。事件导致双方不同程度的力量整合和身份意识的觉醒,也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接受了对方的文化和利益诉求,形成了相互制衡、相互妥协调和的华洋关系。四明公所这类的社会性事件在近代史研究中应当引起重视。在社会史研究中,比事件本身更重要的是事件的社会效应。四明公所事件对四明公所本身、对宁波帮、对上海华人社会、对租界发展和上海华洋共处的影响不容忽视。透过两次四明公所事件与上海华洋关系建构这一论题的讨论,可以为事件史与社会史研究的结合探索一条新的研究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