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人犯罪是明代一个非常普遍而又积重难返的严重问题。本文针对明代的军人犯罪问题展开了五个方面的研究，一是明代军人犯罪的类型和特点，二是明代有关军人犯罪的法律，三是明代军人审判制度，四是明代军人刑罚制度，五是军人犯罪所反映的明代司法制度。　　第一章，明代军人犯罪概况。本章将明代的军人犯罪类型分为政治犯罪、经济犯罪、军事犯罪和一般刑事犯罪四种分别论述，并指出明代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无赖阶层的壮大，军人也出现了无赖化倾向。嘉靖之后招募的士兵有很多出身于无赖阶层，入伍后恶习不改，造成了很坏的影响。综观明代的军人犯罪，主要有三个特点:犯罪活动猖獗;犯罪类型多样;犯罪后果严重。　　第二章，明代军人犯罪法规考论。本章主要介绍了明代律例中的军人犯罪法规，指出了各个律例中军人犯罪法规的特点及其发展过程。洪武、永乐时期，惩治军人犯罪方面的法令有四个特点:一是，专门惩治军人法律的出现;二是，同罪异罚;三是，军人审判制度的独立化;四是，“法外用刑”在军人身上较少行用。弘治《问刑条例》颁布于明代中期，是适应社会发展形势而制定的，其中的军人犯罪条款表现出了新的特点。一是，将犯罪军人的类型做了区分;二是，充军的扩大应用;三是赎刑的应用和惩治方式的多样化。嘉靖《问刑条例》也有新特点，首先，它对弘治条例的条款进行了修改，使其更加清晰、明细。其次，加强了对犯罪军官子孙袭替军职、茶法和边境军人犯罪等方面的规定。万历《问刑条例》除了对嘉靖条例进行条文的修改外，在量刑方面也有调整，相比于嘉靖条例，其对犯罪军人的处罚有所减轻，对文武官员的量刑处罚也作了区分。　　第三章，明代军人审判制度。明代卫所有京卫和外卫之分，发生在京卫和外卫的军人案件交由不同的机构审理。首先，京卫军人案件的审理。洪武时期，京卫军人案件基本交给五军断事官审理，建文后革去五军断事官，案件交送到刑部、都察院、锦衣卫问理。审录工作由大理寺进行，审录完毕之后，呈给皇帝，由皇帝做出最后判决。其次，在外都司卫所军人案件的审理。明初，在外都司卫所军人案件大都是由断事司和镇抚司审理，一些重大案件有时也直接交给中央五军断事官审理。宣德之后，断事司和镇抚司官员的司法权力下降，巡按御史、按察司、巡抚总督、分守道、兵备道甚至府州县官拥有了审理军人案件的权力。都司卫所军人案件审理之后，要进行复核，明初，断事司和镇抚司审理完毕之后，交到所属五军都督府的五军断事官进行复核，然后，五军断事官再交到大理寺进行审录。而宣德之后，军人案件大都交给按察司和巡按御史复核，然后再交到大理寺审录，最后由皇帝做出判决。此外，一些特殊军人案件的审判机关和程序都有各自特点。军民词讼案件，在明初由亲管都司卫所司法官员和府州县官员约会审理，后来，军卫衙门的司法权力每况愈下，许多军民词讼案件直接由州县官单独审理，约会制度名存实亡。漕运军人案件，起初专门由理刑主事审理，后来巡按和巡河御史也可以审理。还有案情重大或是官职较高的军官犯罪案件要由多官会审，班军案件除重情外，可以在下班后由所管官员进行审理。　　第四章，明代军人刑罚制度。本章主要介绍明代军人的刑罚方式。笞、杖、徒、流、死五刑是明代主要的惩罚方式，但这些方式在犯罪军人中的行用并不广泛。行用较多的是充军、立功、守哨、调卫、降级、为民和带俸差操。在这些惩罚方式中，立功、降级、为民和带俸差操主要是应用于犯罪的军官，守哨主要应用于犯罪的普通军人，而充军、调卫既可以惩罚犯罪的军官和也可以惩罚犯罪的普通军人。明代对犯罪军人的赦免也非常频繁。在明代皇帝的赦免诏令中，除了一些特定罪行不能赦免外，其余皆可赦免。随时性赦免犯罪军人的现象更为普遍，其理由各式各样，如因是功臣子弟而免罪，因有战功而免罪，因边方急需用人而免罪等等。　　第五章，军人犯罪所反映的明代司法制度。明代实行军民异籍和武官世袭制度，军人在明代的司法体系中受到种种优待，而较轻的惩罚方式又不足以使他们感到畏惧，这造成了明代军人有恃无恐，犯罪行为屡禁不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