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时务学堂是湖南维新运动的重要举措之一。湖南巡抚陈宝箴为了响应朝野教育改革的呼声,且出于培养实业人才起见,创设了时务学堂,而湘绅蒋德钧推荐《时务报》主笔梁启超担任中文总教习。因为与汪康年的矛盾,梁启超在黄遵宪、熊希龄、陈三立等人的邀请下,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他根据乃师康有为的学术思想及改革理念,改变了学堂的教育宗旨与教学内容,将其建设成了宣讲康有为学说的政治学校。梁启超在学堂主要教授《孟子》与《春秋公羊传》,要求学生们深通“六经制作之精义”。这与康有为兼通四书、《公羊》以求孔子“微言大义”的学术理路是一脉相承的。他为此撰写了两篇导读,一是《读孟子界说》,称孟子传承了孔子的大同思想,一是《读春秋界说》,宣扬《春秋》是孔子改定制度以教万世之书。梁启超在对学生作业的批复之中,再次强化了这两点认知。综合来看,梁启超在学堂的讲学基本不出康学的范畴,并较早地透露出了“大同三世说”这类奇特的改革思想。梁启超因会试离湘后,宾凤阳等人留意到了学堂教学的异常,于是在叶德辉的授意下搜集学堂课艺作为证据,并上呈王先谦。为了维护纲常名教与清朝的统治,王先谦联合众多士绅起而争之。学堂诸人势单力薄,只能靠朝堂给予的支持勉强应对。因戊戌政变的发生,学堂诸人一败涂地。时务学堂之争的起因是双方在学术与政治上的分歧,其本质则是“保种”、“保国”、“保教”的方法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