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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后,中国选择了一种典型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即发挥廉价土地、劳动力等低端要素的比较优势,大量引进外国投资,集中于劳动密集和资源密集型产业,生产具有成本优势的产品并大规模出口。在经历了十余年高速增长后,中国出口自2007年以来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国际外部环境恶化,企业亏损面和亏损程度扩大,珠三角、长三角等地大量企业倒闭或迁移,出口增速明显放缓。
显然,实现升级是摆脱困境的唯一选择。要明确中国出口升级的必要性及升级的方向,首先就需要明确现阶段中国出口的实际水平。随着国际分工形式从产品分工向要素分工的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比较优势也更多体现为价值链上某一特定环节的优势。对一国出口商品水平的判断应由传统的出口商品类别转向以下几方面:出口商品的技术含量、国内附加值水平;出口商品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宜度与互动性;该国为出口商品生产投入的要素类型、收益状况;出口增加与要素禀赋提升能否形成良性互动等。综合实证分析结果可以发现,中国出口已实现的升级主要体现为以下几点:
(1)基于商品类别的度量表明,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实现了“自然资源密集型产品为主→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为主”的转换。
(2)伴随着要素禀赋结构变化,中国的主导产业及其群体实现了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的演进过程。与产业结构的演进对应,出口商品结构也发生了相应改进,合理性有不断提高的趋势。
与之同时,中国出口存在的不足表现得更为明显:
(1)基于出口产品竞争力、产品附加值或技术含量(水平)等指标的度量表明了中国出口产品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水平的本质。即中国出口商品结构虽然在形式上已经实现了高级化,但低水平的本质没有得到改变。
(2)利用投入产出表对出口商品增加值的变化进行比较发现,主要出口产业大进大出,中间投入在总投入中比重偏大,劳动者报酬和经营盈余偏低,出口效益低下的特征非常明显。这表明中国出口企业从大规模出口增长中的实际获利水平并不高。
(3)考虑到省际间在要素禀赋和出口规模、结构上存在巨大差异,选取广东、江苏、上海、山东、福建和安徽作为研究对象,分析要素禀赋与出口商品结构的相关性。结果表明,中国出口产品生产主要依赖的是初级劳动力等低端要素,高级要素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4)进出口依存度的变化对资本积累没有显著影响,通过出口促进资本积累的效应并没有体现出来。
由此可见,二十余年来,通过充分发挥中国既定要素禀赋的比较优势,中国的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与同时期的产业结构调整相对应,与要素禀赋的适宜程度不断提高,提升了出口商品结构的合理性,实现了形式上的高级化。但这一阶段中国出口的快速发展主要依托的是自然资源、劳动力等低端要素,由此决定了中国出口企业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地位和低收益水平。
市场经济条件下,任何企业都是基于一定的外部环境约束,出于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在生产方式、技术等方面做出理性选择。中国出口之所以长期低端定位和升级缓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扭曲的外部制度环境、要素供求关系和要素价格向出口企业所传递的信号发生偏差,并进而影响了企业的行为决策。以资本和劳动要素为核心的分析表明,在廉价劳动力充裕、资本相对稀缺、劳动保障制度存在缺陷的要素禀赋状况下,企业选择相对低风险的劳动力密集型生产方式是理性的选择。资本、劳动要素的价格扭曲和配置扭曲必然导致出口企业升级动力的缺失。以环境要素为核心的分析表明,外资企业在全球配置其生产链,降低成本是其在中国投资的重要目的,在外部约束不足的情况下,资本逐利的本性使得外企缺乏升级动力,更倾向于选择对设备、技术要求更低、更便捷的废弃物或污染物排放方式,以降低成本。
要素禀赋不仅决定了国际贸易中的比较优势,还通过影响市场结构间接决定比较利益的分配。中国在要素市场、信息透明度、行业协会建设、制度和法制环境等方面存在的缺陷都不利于提高出口行业市场集中度。中国出口企业间的过度竞争使得它们在国际比较利益分配中处于不利地位,低收益水平必然导致企业升级能力缺失。资本、人力资本、研发、市场等高级要素的供给不足与配置扭曲也导致了企业出口升级能力的缺失。企业获利水平低、要素报酬不合理还导致了要素升级乏力与出口升级能力缺失的恶性循环。企业从没有动力升级到没有能力升级,要素禀赋也无法实现改善。
显然,依托所谓廉价资源优势的数量型出口扩张模式以牺牲我国劳动要素、自然资源和环境等要素的利益为代价,不但受阻于要素的衰竭而难于为继,其高成本和低效益的特征也使得这种扩张得不偿失。从长期看,人民币汇率升值、相对劳动力成本提高、资源要素价格上升是必然趋势,改变对低端要素的过度依赖,实现比较优势的转型升级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我们需要改变要素价格、配置等方面存在的扭曲,激发企业升级动力,让出口企业愿意用高级要素;还要提升企业升级能力,让出口企业有能力用好高级要素。以达到提高产品国内技术含量及附加值,培育知名品牌,提高市场定价能力的目的,形成要素禀赋升级、产业升级与出口升级的良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