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随着国际形势的风云变幻和我国社会转型的持续推进，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越来越凸显出来并受到越来越广泛的关注。随着习近平总书记“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的审议通过，国家文化安全已上升到国家战略层次。综观当前学术界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的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已有很多学者对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本文在对学术界关于国家文化安全现有研究成果进行综合梳理的基础上形成了本文研究所需要的国家文化安全基本理论，并从中、西、马三个领域对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理论背景进行了分析，然后从主导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公共文化安全三个层面系统分析了当前我国国家文化安全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成因，接着对当前我国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现有战略对策及其效果进行了梳理与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体系的对策与路径。　　国家文化安全是指体现一个民族国家国家文化利益的个性文化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内外威胁的状态，以及保障持续安全状态的能力。当下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主体是历史文化层面的中华民族与政治层面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的统一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体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化利益的个性文化在外延上包含主导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公共文化三个部分，因此，当下中国国家文化安全体系也相应地由主导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公共文化安全三个子系统构成。　　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是随着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和我国社会主义改革的不断发展而逐步凸显出来的，但是，国家文化安全研究的理论渊源却可以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西方学术界和中国传统民族文化中进行挖掘。首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国家文化安全”这个概念，但他们的论著中却散见着很多与“国家文化安全”相关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史观为我们提供了研究文化问题的方法论基础，他们关于意识形态与全球化的论述以及列宁关于“文化领导权”相关思想的论述等都为我们进行国家文化安全研究提供了理论基础。其次，西方学术界虽然没有直接使用“国家文化安全”这样的表述，但是他们的研究中包含着很多与“国家文化安全”相关的理论，如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理论，哈贝马斯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这些理论为我们研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提供了很多可资借鉴的思想与方法。最后，中国传统文化之于当时封建国家统治的作用机理对当前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具有借鉴意义。　　当前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所面临的问题主要通过国家文化安全的三个子系统（主导意识形态安全、民族文化安全、公共文化安全）体现出来。首先，主导意识形态安全层面，由于我国意识形态创新与社会实践活动的变化发展有一定距离，使得意识形态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不强，并且随着中国社会阶层的固化与各个利益集团的形成，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认同呈现出群体性差异。高校作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与教育的前沿阵地，近年来却呈现出被边缘化、空泛化、标签化的状态。其次，民族文化安全层面，经济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使得文化全球化成为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在全球文化场域中，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的强势位相比较，中华民族文化明显处于弱势位，并且还没有形成国际社会通用的华人共识文化，而国内社会对中华传统民族文化的认同也并不理想。此外，我国多民族国家的国家性质使得单一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认同之间的矛盾时有发生。再次，公共文化安全层面，由于市场经济规则之于经济领域的超越使得文化产业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严重脱节，大众文化消费呈现出严重的消费主义倾向与对世俗公民社会价值底线的严重违背，而这样的大众文化消费一旦进入社会公共领域，便会产生公共文化安全问题。　　当前我国国家文化安全之所以会存在这些问题，主要是由于：第一，国际文化秩序呈现“西强东弱”的不平等状态，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文化扩张还将长期存在；第二，中国社会转型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和地方民族主义是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内源性危机；第三，近年来网络信息技术大发展增强了我国国家文化安全的复杂性。党和政府为缓解国家文化安全压力和改善国家文化安全状态，采取了一系列战略措施，具体包括：第一，通过各种渠道积极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第二，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并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思想制定通过新《国家安全法》与《国家安全战略纲要》；第三，提出并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第四，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第五，通过对外文化贸易保护政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第六，积极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等等。这些战略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对于维护我国国家文化安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还不足以抵消来自国内外的各种威胁因素对我国国家文化安全所形成的压力。因此，本文提出了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体系进一步完善与健全的对策与路径：第一，在推进国家文化安全制度建设方面，应该建立《国家文化安全法》法律体系；构建“国家治理”框架下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治理体系；完善中国国家文化安全战略框架。在主导意识形态安全层面，要推进主导意识形态创新，提高其对社会现实的解释力；转变主导意识形态传播体系，增强其社会认同度；构建主导意识形态对外话语体系，提高其国际话语地位。在民族文化安全层面，要通过追寻历史记忆，寻找中华民族的文化共识；积极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体化传播体系。在公共文化安全层面，要积极探索文化产业社会效益的衡量机制；构建中国民众正常健康的内在文化心理；进一步健全现代文化市场监管体系，进而引导公共文化消费回归真善美的价值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