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为了确定犯罪嫌疑人的生理状态,可以对人身进行检查,可以采集血液、尿液等生物样本。在醉驾案件侦查中,为了确认犯罪嫌疑人体内的酒精含量,采样是必不可少的取证行为,是保证侦查等诉讼活动顺利进行的前提。与其他侦查取证行为相比,人体酒精含量生物样本采集具有其特殊性:一是对采样即时性的要求极高,具有时效紧急性;二是作为刑事立案前的行为,采样具有行为前置性;三是采样一般由行政执法程序转入刑事侦查程序,所收集的样本证据具有行政转化性。由于我国“醉驾入刑”至今仅有九年时间,与醉驾案件侦查相关的立法、司法解释仍有空白,人体酒精含量之采样程序亟需规制,采样制度亟待完善。本文结合在北方某省的实证调研情况,从采样主体资格、程序适用、采样对象人权保障、仪器设备标准四个方面,分析了当前我国人体酒精含量之采样制度在立法规定和程序设计上的问题,为完善采样制度提出了建议。本文在引文部分介绍了研究背景和研究现状,提出鉴于我国醉驾案件办理出现的新形势和新变化,急需建立适应实践部门现实需要的人体酒精含量之采样制度。随后,本文从四个方面展开论述:首先,按照采集部位的不同,将人体酒精含量生物样本分为血液生物样本、呼出气体生物样本和唾液生物样本三类,提出不同生物样本对人体酒精含量的反映能力不尽相同,因此各种生物样本在醉驾案件侦查中的法律地位也是不同的,并据此归纳生物样本采集的特殊性。同时,提出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出发点。从惩罚犯罪的角度出发研究采样制度,有利于统一醉驾认定标准,精准打击醉酒犯罪;依据人权保障理论,应尽可能避免或减少对采样对象的身体和人格之侵犯,规范采样行为;程序正义理论则要求明确采样主体资格,严格采样程序,提高生物样本证据的可靠性。第二,通过实证研究法,指出当前采样制度在主体、程序、对象和仪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分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实践中的分歧和期待解决的方向。第三,通过比较研究法,指出在一些醉驾惩治经验丰富的国家,形成了系统的关于醉驾案件侦查采样的法律规定、程序设计及生物样本证据的适用规则,值得我国借鉴。最后,在前述分析和借鉴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在立法层面,要统一采样仪器的行业标准,并厘清呼出气体生物样本及其检测结果的法律地位;在具体制度层面,尝试建立采样主体资格认证制度、递进式呼气样本采集制度、驾驶能力受损评估制度、血液酒精含量回溯推算制度以及采样前问询制度,同时要对现有的见证人制度和样本登记制度进行规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