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计服务是现代专业性服务之一,投资者乃至市场监管部门希望借由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提供的专业服务,增强财务信息的可信赖程度。我国资本市场的持续发展和开放,也为审计行业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如今,上市公司需要进行财务报表审计以及内部控制审计已经成为信息披露的标配,也有越来越多的非上市公司为了提高信息披露的质量,在无强制性法律法规要求的情况下,选择自行披露经审计的上述信息。审计在持续提高财务信息披露质量的进程中,承担着越来越重要的责任。“安然事件”对审计市场的影响是深远的,它让所有人意识到会计师事务所如果不能保持专业的审慎态度,不能及时发现问题、披露问题,会带来多么严重的后果。因此,如何引导审计服务业健康、快速、独立的发展,成为各方高度关注和亟待讨论的研究话题。审计收费是会计师事务所得以立足和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定价是否合理,会直接影响到审计工作的质量。从这个方面上说,规范审计市场首先要建立起合理的审计收费标准。2010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和财政部发布的《会计师事务所服务收费管理办法》是目前指导审计市场定价的重要文件,各地区可以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做出适当调整。从各地实际执行政策的情况来看,基本上是以被审计单位的资产、收入为主要定价依据。总的来说,该《办法》的出台为审计定价做出了框架性的规范,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探索。在近几年市场改革越来越深入,市场变化越来越快的时代背景下,该《办法》的实施还能够取得理想的效果吗?各地方根据《办法》制定的指导收费标准是有效的吗?是否还有改善的空间?成为目前亟待解答的问题。现行风险导向审计模型指导下的审计工作,要求审计师从审计风险的角度出发,制定合理的审计策略,识别风险,应对风险。即审计资源的耗费是根据所要识别和应对的风险而定的。Simunic在1980年对审计收费问题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和总结,建立了经典的审计收费实证模型,初步明确了影响审计收费的几大要素,也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方向。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关于审计收费的研究也从寻找显性影响因素,逐步向探究隐性影响因素推进。本文也从审计面临的风险要素出发,首先研究了审计收费与盈余管理之间的关系,然后在此基础上考察了董事的薪酬激励对两者关系的影响,并进一步探究了在不同股权结构的公司中,董事的薪酬激励效果是否会发生变化的问题,以期为现有的研究讨论提供新的经验证据,并根据新的发现提出有价值的政策建议,为进一步推进审计收费标准市场化提供理论支持。本文采用了规范研究和实证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首先将国内外学者对相关问题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以审计收费与盈余管理的相关研究、盈余管理与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以及董事激励与内部控制关系的研究等为文献回顾主线,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总结和评述。本文主要依托委托代理理论、“深口袋”理论以及最优契约理论等理论成果为基础,对本文研究的主要问题进行了理论分析。本文认为盈余管理行为在上市公司中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不论其程度和方向如何,都会引起财务信息质量的“失真”,加大了审计风险,从而引起审计收费的增加。同时,有效的内部治理会降低审计风险,而董事在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董事在获得“有效契约”的激励下,表现出积极有效的监督作用,那么内部控制质量较好,审计师评估的重大错报风险也较低,在风险评估过程中对盈余管理的关注也会降低。但是,大股东的出现可能会对内部权力结构进行重塑,会形成“监督替代效应”和“搭便车”行为,从而削弱了董事薪酬的激励效果,使得审计师仍然会对盈余管理保持较高的关注和收费反应。针对上述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了三个研究假设,在借鉴Simunic审计收费经典模型的基础上,结合其他研究成果和本文研究需要,构建了回归模型,并且利用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2013年至2016年的样本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最终得出以下主要研究结论:第一,盈余管理对审计收费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盈余管理的程度越高,审计收费就越高;第二,董事获得的薪酬越高,审计收费与盈余管理的正相关性越弱;第三,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高的公司中,董事薪酬对审计收费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降低。而在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的公司中,董事薪酬对审计收费与盈余管理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仍较为明显。最后,本文根据实证研究的结果提出了几个方面的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包括进一步完善审计服务收费标准指引,提高指引的适用性;进一步推进董事制度建设以及董事的薪酬体系建设和改革,提升董事监督机制作用;进一步完善公司信息披露制度,营造透明、真实的信息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