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通道县作为邻近湘桂黔三省边界的区域,地方族群情况复杂,汉苗杂居,易受到邻省的影响。自宋以来,由于地方起事常波及湘桂黔三省。为控制地方,国家派兵驻军调整对地方的管理。边缘地区也随着国家的权力不断深入,从被动进入国家转变为根据自身经济发展的需求而主动接受。康熙至乾隆初年,“绥宁红苗”、“谬冲花衣苗”和石金元、戴老四起事,引起了国家对湘桂黔三省的重视,实际上这也是西南地区“新辟苗疆”大事件中的一部分。国家对贵州区域的开发,也直接促进了通道地区的“国家化”进程。在国家与地方互动过程中,土民受到汉文化的影响,参与科举,修建家谱,地方家族兴起。国家在地区的管理上呈现出地域自身的特色。随着人口的流动,山区开发力度不断加大,通过渠水整合贵州、通道、靖州、洪江等地,地方商业得到发展。本研究以雍正至乾隆初年“新辟苗疆”为切入点,系统讨论在“新辟苗疆”背景下,国家对通道地区的治理过程中对通道地方社会产生的影响。在具体情境中解读地方史料,丰富区域研究,体现国家与地方的互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