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各种政治力量常常辅以媒体对其意识形态的传播来与公众沟通对话，在早期这种方式被称作宣传（propaganda），而现在大多以一种更为隐蔽的传播策略来争取公众对政府行为的认同，从而达到帮助统治阶级对其“领导权”不断地进行巩固与扩张的目的。世界上除了发达国家的BBC、CNN、RFI、RT等，发展中国家也出现了诸如墨西哥的Televisa、卡塔尔的Al Jezeera以及中国的CCTV等大型媒体集团。而这些后起之秀在对其“国家意志”的构建方面往往做出了更为突出的贡献，比如CCTV在国内主流意识形态塑造和对观众价值观养成方面就起了非常大的引导作用。学界一向对于CCTV节目的研究数量可观，但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仍然缺少更为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历时性研究，所以笔者试图在众多研究结论的基础上继续展开追问进行相关探究。本研究选择以央视的品牌栏目“感动中国”为文本，通过运用内容分析法将其开播至今的11期节目进行一项共时与历时分析，探寻该节目的整体政治叙事变化和趋势，并试图描绘出我们到底是“如何被感动”的深层原因。正如“陈寅恪在1929年所作王国维纪念碑铭中提出的大学精神在于：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①，本研究并不仅仅以总结和整合多数研究者的结论为主，而是通过新历史主义视角，运用意识形态理论、框架理论、符码理论等一些传播学理论对这一文本进行批判性解读。辛文在对央视10年来的改革回顾中认为“新闻宣传的首要问题一是要把握好舆论导向，二是要敢于面对社会热点、勇于回答群众的问题②”。而这一总结也恰好对应了笔者所研究的主要问题，即该节目与历史的“互动关系”（即如何面对社会热点）、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即所谓的如何把握好舆论导向）、对媒介“景观”和“仪式”建构（即如何回答群众的问题，是观众的疑问塑就了节目，还是节目塑造了观众的疑问）等问题。第一章论述研究的现状和类似媒介事件的历史演变过程，在详细的研究综述基础之上，大胆猜测这类媒介事件类型的发展趋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找出一些学界研究的热点与不足。第二章详细阐述了文本的编码方式。第三章通过文本分析得出历年不同事迹类型的发展变化与政治叙事的互动关系，寻找其新闻框架，即该节目在“看什么的问题”。第四章通过对获奖人物的分析探讨主流意识形态下如何进行矛盾收编，该节目如何评价这些获奖者，即“怎么看的问题”。第五章通过节目流程的分析指出“感动中国”如何进行媒介仪式与景观的构建以及重申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和普遍性，该节目为什么会站在某种立场上，即“为什么这么看的问题”。第六章研究了“感动元素”，第七章做最后的总结和概括。本研究结论如下：第一，通过对获奖事迹的统计分析发现，获奖事迹与官方历史大事件高度契合，但逐步凸显历史大事件下的小人物事迹；事迹发生地区开始向贫困落后地区倾斜；但对少数民族事件的选择集中在西部地区，东部地区从未涉及。在对公众强化媒介议程设置时，通过巧妙的对获奖人物的设置将一些社会问题的成因进行了有效规避，将国家的职责与义务甚至失误通过转换“视角”的方式，有效地引导公众失去了对本质的追问而沉浸在被媒介所构建的个人英雄（即符号）之上，这种转换“视角”方式的运用趋势越来越明显。在“看什么的问题”上说明这些获奖人必须与官方历史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同时满足主导意识话语中某种“英雄”的框架。第二，通过对获奖人物的统计分析发现，“感动中国”成为了中年男性社会精英的表演舞台，同时伴随这一群体的高死亡率，牺牲与英雄产生了某种对接关系，城市底层人、女性和获奖外国人成为“某种群体凝视”下的“他者”。从这一点来看，11年来未有大的变化。任何文化产品必然是从一定的角度来解读世界的，而该节目中出现的这一视角可以被理解为“崛起大国的汉族中年男性的精英英雄视角”，借此回答了“怎么看的问题”。第三，通过对节目流程的统计分析发现，流程体现出了特色鲜明的仪式性，11年来在某些“感动元素”的设计上越来越亲民，但制造中国主导意识形态下的“认同的空间”的作用并没有减弱的趋势。媒介景观成为“一种持久的鸦片”回答着“我们为什么这么看”的深层原因就在于人物事件中普遍存在的主流意识形态对公众的长期规训。第四，由于意识形态作用于节目的每个环节，通过推荐词和颁奖词频频运用，巧妙地将个人与国家连成一体，通过修辞生产出“感动”，同时对人物出场顺序编排中所暗含的叙事结构，使我们变得不是更加“脆弱”而易于“感动”，反倒是更加“天真”而易于被“操控”。这种节目抑制了“反话语空间”生产的同时，也并不利于“公民社会”和“有机知识分子”的养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