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引领中国经济总量高歌猛进,跻身世界前列。然而,经济增长并非均衡地发生在中国不同区域,而是呈现了较为明显的区域分化格局。东部地区依托政策红利和外贸红利,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等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城市群,走上了大中小城市协调发展道路,城市规模分布不断优化,有力地推动了东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了重要的国民经济增长极。然而与此同时,中西部地区的区域发展相对滞后,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城镇化发展并不均衡,区域内部大中小城市之间发展并不协调,阻碍了要素在城市之间的高效集聚,阻滞了产业集聚与区域空间功能分工的形成,拖累了地区经济增长。基于以上认识,笔者探讨了城市规模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层面阐释了城市规模分布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机理和传导机制,拓展了区域经济增长的研究边界,丰富了区域经济增长研究的内涵,建立了城市规模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逻辑关系,辨识了城市规模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从而为我国优化城市规模分布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政策启示。本文以城市规模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运用历史归纳的方法抽象研究主题,采取逻辑演绎的方法推理论证,结合现代计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方法对其进行了研究。笔者首先通过梳理和归纳学术界有关城市规模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演化过程与文献研究脉络,构建城市规模分布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全景式理论视图,在指出了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后我们从制度背景、政治基础、运行机理和传导机制四个维度构建了城市规模分布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框架。其次,我们从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的历史脉络入手,从宏观上把握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发展演变的总体脉络和总体特征,然后引入数据,对中国近年来的城市规模分布现状与特征性事实进行完整地描述和梳理,从而得出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的特征。再次,我们对城市规模分布影响区域经济增长这一核心命题进行实证检验,我们以城市生产集中度指标为核心解释变量,运用1994-2015年省际面板数据检验其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验证本文的核心命题;然后进一步分地我们研究了城市规模分布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我们从空间功能分工的视角研究传导机制,尝试构建区域空间功能分工指数,将其与城市生产集中度的交互项分工引入计量方程,探讨城市分布结构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具体实现路径。最后,结合本文的理论分析和经验研究,提出了优化城市规模分布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本文研究主要得到以下内容,其中也蕴含着本文的创新之处:(1)城市规模分布是城市化发展道路选择的结果,而城市规模分布演化则会型塑并强化区域城市关系,进而影响区域经济绩效,成为制约地区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城市规模分布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机理是:一方面,当首位(省会)城市在区域内部集中了政治经济的双重优势时,地方政府在资源配置过程的首位城市偏向扭曲了城市之间的相对要素价格体系,并在首位城市的本地市场效应和价格指数效应的作用下,这种行政扭曲效应不断强化了首位城市的要素集聚效应,导致首位城市逐渐蜕变为区域内部的要素“抽水机”,从而导致了首位城市经济增长的扩散与辐射效应被阻断,区域经济增长绩效走向恶化;另一方面,当省区内部出现了有别于首位(省会)城市的政治或经济中心时,两个城市之间获取省级政治资源配置偏好的影响力较为均衡,城市之间的发展更多地依靠市场原则基础上的自由竞争规律,而要素流动在自由竞争规律的引领下,选择按照真实边际收益高低在不同城市的不同产业之间进行布局,而不同城市之间形成的基于要素禀赋和比较优势差异的互相竞争关系,引致区域经济增长。(2)城市规模分布通过影响城市之间的空间功能分工状态进而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成为城市规模分布影响区域经济增长的重要机制,其逻辑关系是:一方面,当城市规模分布呈现“单核”状态时,政府通过行政干预与财税补贴不断提升首位城市内部企业与要素迁出的机会成本,抑制区域空间功能分工,从而削弱非首位城市形成集聚中心的能力,引致要素与企业空间集聚效率的损失,导致区域经济增长绩效的恶化;另一方面,当城市规模分布呈现“双核”或“多核”时,不同城市之间基于要素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能够形成充分的职能分工,中心城市承担区域的科研创新、生产性服务、金融租赁、创意设计和管理服务等高端化分工职能,而其他外围城市承担加工制造、装配组合等中低端分工职能。这种基于服务业与制造业差异化的空间分工协同集聚形式,符合了要素产业配置和空间配置的优化要求,能够驱动区域经济的优化发展。(3)利用1994-2015年中国356个地级区域数据汇总而成的省际动态面板数据,以城市集中度指标为核心变量,实证检验了中国省际城市规模分布水平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第一,首位城市生产集中度过于集中的城市规模分布状态对于区域经济增长而言是不利的,将生产集中程度扩展到区域内部的两个甚至四个城市时,则发现了其对于区域经济增长是较为有利的;第二,进一步地我们发现,当区域内部的生产活动主要集聚在两个城市和四个城市时,首位城市与次首位城市的差距越小,首位城市及第二位城市与第三、四位排序城市之间的规模差距越大,则越有利于区域经济增长,这意味着在“双核”或“多核”的城市规模分布状态中,首位城市与次首位城市的规模应保持在相对势均力敌的范围,但应该与第三、四位城市形成一定差距,从而形成一种既互有差别但又能协同发展的城市体系;第三,更进一步地,我们发现了,首位城市规模与区域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稳定的“倒U型”关系,在分样本回归中,我们发现了东部地区呈现的“双核”或“多核”的城市规模分布状态中,首位城市生产集中度的拐点大约在0.2121附近,中西部地区呈现的“单核“城市规模分布状态中,首位城市生产集中度的拐点大约在0.3020附近。(4)利用1994-2015年中国277个地级市的数据,我们测算了中国23个省区的区域空间功能分工程度,并进一步检验了城市规模分布通过区域空间功能分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单核”的城市规模分布会通过抑制区域空间功能分工优化的方式阻碍区域经济增长,而“双核”或“多核”的城市规模分布则通过促进区域空间功能分工优化的方式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第二,区域空间功能分工的演进过程能够抑制首位城市无序增长与过于庞大,驱动区域内部的经济协调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