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出土的简牍资料为基础,结合先秦传世文献,在参考其他学者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黔首”的相关问题进行研究。战国初期便已存在的“黔首”之名,在关东六国和秦国的古文献中都有记载,可见“黔首”不单是流行于秦地的称呼。“黔首”作为秦在统一六国后,以政策法令划分出的一个特殊群体,其成员构成复杂,既包括曾经有爵但被剥夺却可以通过立功获得士级爵位的“士伍”,也包括罪小不足刑但被聚集起来服劳役的徒役,还包括征服六国过程中产生的“新黔首”。从现有的简牍资料来看,随着秦对六国征服进程的推进,“黔首”群体日渐庞大,为方便对这一群体的管理,秦政府设立了由中下层官吏担任的丞、尉、司空等县级职官,又在基层设立了里级职吏。同时,由于秦一直都在实行军功爵制,爵位的高低不同享有的特权也不相同,中央政府掌握有授予、剥夺爵位的权力,“黔首”为了享有更高级的特权必然要按照秦政府制定的政策行事。他们既有从事生产性的劳作,包括农田耕作、蓄养牲畜、修筑要塞等,涉及到农业、土木工程等领域;又有非生产性的劳作,包括传递文书、充任军士、商品买卖。秦始皇采取“黔首”名号来统一称呼“士伍”、徒役、“新黔首”,既是对秦自商鞅变法之始便开始推行的治民之策的继续贯彻;也有其现实原因,即秦初并六国时民不思归,始皇统一名号以显示其统治的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