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随着西方传教士来华，西方医学传入中国，部分中医界医家、学者开始注意到西方医学与传统中医学之间的极大差异性，并给予了一定的重视。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的相关论述中，已经相当程度上具有了进行中西医学“融汇”的思想态势。明末学者方以智在其《物理小识》中，对于西方医学的“四元行论”“脑主记忆说”等相关学说进行了阐发，并力图寻找两者间共通之处，如将“四元行说”与中医学的“五行”学说进行比较、剖析、融汇与贯通等。另一名代表性人物，医家王宏翰，与方以智的观点有所不同，他首先大量引用并几乎全盘接受了西方医学的“四元行说”、“四液说”等观点，甚至为了说明“四元行”理论的正确性，王宏翰在《医学原始》中对于五行学说的“金、木”二行进行了批驳，以图否定五行理论。而在关于人体生理、病理现象等方面的阐述中，他却同时又选取“五行”学说来进行阐释。这一时期，试图接受西学思想的各医家，对西方医学知识的接受态度及接受程度上亦不尽相同。如王肯堂在其《证治准绳》中只是接受了西方医学骨学方面的知识；赵学敏只接受了西方药学中的药露学知识；汪昂仅接受了脑主记忆说，等等。明末清初西方医学传入中国之后，受历史、政治、文化及中西医学等因素的影响，中医界部分医家的反应是很复杂的，已呈现出一定的“类同化”与“反类同化”医学思想态势。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奉行了“学术传教策略”，利用西方科技知识在几个相应领域中所具备的专业优势，促进了西学体系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的整体渗进态势，这种裹挟着西学优势的学术态势的影响是综合的，也是全方位的，从而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明清之际的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学的认知与接受。应该说，明清之际中医界对于西方医学的接受现象，与这一时期整个西学知识体系在传入过程中所形成的具有相当渗进态势的整体“类同化力”是密切相关的。在医学领域，部分医家开始接受西方医学知识，如王宏翰在接受西方医学“四元行说”、“四液说”思想后，就曾提出传统中医学的“五行”思想于“性理无合无据”。诸如此类的现象还有很多，如这一时期相关医论中对于与传统中医学藏象理论截然不同的西医解剖知识的接受，对于西方医学生理、病理知识的认知与接受，等等。受各种因素的制约，明清之际传入的西方医学理论，很大程度上还仅仅停留在臆说与推测的水平上，缺乏临床指导意义。而明清之时的中医药学，在前人医学知识积淀的基础之上，正处在一个新的发展高峰。这一悬殊的医学实用价值比差极大地影响了中医界对于西方医学的接受；同时，由于明清之际西方传教士走的基本上是“上层路线”，接触人物多为达官显贵、学术名流等社会精英阶层，这一阶层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至深，面对西方医学理论体系，面对直接侵及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新异医学理论体系的时候，这一阶层也不会轻易放弃内心深处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认知体系的归属情结，等等原因，共同造成了这一时期思想较为活跃的部分医家学者在初步接受西方医学知识的同时，又面临着不得不否定这一“新异文化”，重新回归传统中医理论的窘迫，呈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反类同化”思想态势，王宏翰在《医学原始》一书中出现的“五行回归”现象便是典型的例证。难能可贵的是，在这一时期，有这样一些医家，如方以智等人，在对于西方医学理论进行审视与认知的过程中，已经能够比较准确地从中西方的差异等方面去认知与把握两种不同医学的区别，面对西方医学知识架构采取了理智、审慎的认知态度，从而立身于现在看来仍然非常高的认识角度，对其时传入的西方医学理论体系进行了相当严谨的思辨与审视，体现了反“类同化态势”的思想。综合明末清初西方医学传入后中医界部分医家的各种反馈，结合相关文献资料，笔者认为，在这一时期的中医学界，已经对西方医学及中西医学交流这一现象有了相当程度的感悟与认知。这是中医学对于完全差异于本体特征的医学现象的一种早期、深刻的思辩与审识，也是中医学界在同外来异质医学交流过程中对于医学“同化态势”所进行的一段早期的思考、冲突与选择的心路历程，充分反映出了中医界部分医家所持有的一种正视传统、不盲动于外来知识的清醒，一种敏感与谨慎于中西差异及其“同化态势”的理智的清醒。直到今天，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地学习与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