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卡特尔是目标在域外市场上的限制竞争协议,许多国家都将其列为反垄断法豁免情形,与此同时又通过竞争法对本法域外的出口卡特尔进行管辖。对于同一出口行为进出口国竞争法赋予不同的法律价值判断,引发了理论争议和司法实践冲突,我国企业在域外也遭遇到了与国内豁免出口卡特尔有关的反垄断诉讼。因此,需要研究的问题是:我国应否取消出口卡特尔豁免。对于一项制度规定是否应予取消应考虑是否达到立法目的、对其适用对象是否有益处,其直接表现为我国的出口企业在国外是否会被追究反垄断法责任,进而需要追问的是域外国家追究在我国域内出口企业行为的理论基础是什么;该外国自身对于本国的出口企业实施的出口卡特尔是否豁免,基于什么样的规制理由又是如何豁免的。鉴于此,本文将从最后一个问题开始探究,最终推导出结论。本文第一部分分析了出口国对于域内达成出口卡特尔的规制态度。出口卡特尔豁免的起源是基于特定时期的国际贸易背景和政策导向的需要,但从经济分析的结果上看,出口卡特尔既有带来竞争利益之可能,也有带来竞争损害的概然,各法域仅关注本国市场造成了单边授予出口卡特尔豁免所不可避免的内在冲突。美国、欧盟竞争法的发展较为成熟,作为两种典型的出口卡特尔豁免立法模式,对出口企业要获得豁免都提出了一定的构成要件的要求。我国现行立法采用的明示豁免模式,没有施加对于出口卡特尔的任何认定程序,以正当利益的模糊表达构成了对于国内出口企业组成卡特尔的默示允许和潜在鼓励。本文第二部分论述了进口国对于域外出口卡特尔的规制和管辖。出口卡特尔具有限制竞争效果,在本国豁免其域内组成的出口卡特尔的同时,纷纷对域外组成并对其国内市场产生影响的出口卡特尔实施管辖。美国反托拉斯法在判例的推动下通过确立“效果原则”扩张反垄断法的域外效力,欧盟通过对于属地原则的扩张解释,延伸确立了“企业统一体和履行地标准”,本质上均是以不能容忍域外出口卡特尔对本国市场的影响为适用前提。我国反垄断执法机构在面对域外的出口卡特尔行为,已经通过解释反垄断法第2条对在我国境内产生反竞争影响的外国企业加以处罚,但在法院司法管辖方面还缺乏明确的冲突法规则指引和责任承担依据。本文第三部分论述了域内出口卡特尔豁免要在域外产生效果可依据的规则。由于各国通常采用效果原则对国际法上的属地管辖原则予以突破,在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之下伴随而来的是国际间的贸易诉讼争端和管辖权冲突,因此企业如何实现将域内豁免的效果延伸到域外,需考察的是各国法律体系中为减少国家间贸易摩擦而设置的与主权有关的抗辩理由。美国反垄断法上的司法实践集中反映了有关原则的适用与变迁:国际法上的国际礼让原则在此有一定的适用空间,但判例中体现出对于真实的法律冲突的要求;因出口卡特尔多在国家或政府或默示或明示的要求下达成,外国主权强制抗辩也常被援引,然判例及相关规则表明该原则的适用必须达到政府强迫且若不遵从将有相应惩戒的程度,我国维生素C案中相关抗辩的失效更加体现了国际礼让和外国主权强制适用的不确定性。同时,我国企业在应诉的过程中需注重对先例的应用,查找域外法判例和理论演进中有利于己方抗辩的有关论述,以增强说服力和抗辩成功的可能。第四部分是在上述分析和探究基础上,得出本文对于出口卡特尔反垄断法规制的认识。本文认为应当重新审视出口卡特尔豁免制度存在的必要性,基于其规制基础的内在冲突、国际通行做法的变化以及现实效果的难以实现等因素,应考虑取消对于出口卡特尔的明示豁免制度。相应的,为了应对在我国国内可能受到外部出口卡特尔的干扰,在加强我国反垄断法域外适用力度的同时,积极寻求区域一体化的竞争条约,对这一本质上割裂竞争市场的行为进行国际合作与规制。基于以上分析,本文得出以下结论:一方面是应取消对于出口卡特尔的明示豁免制度,另一方面要警惕国外出口卡特尔的影响,加强我国反垄断法的域外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