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实现依法治国，是一项系统性工程，不但要求具备完善的立法体系，而且还需要高质量的法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使法律发挥更好的功效，树立法律权威，使法律的实施效果体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使立法与司法、执法与守法达到完美和谐，是实现法律正义的追求。现实中立法效果与立法目的常常产生不和谐因素，尤其是在法律万能主义观念的影响下，立法泛滥造成法律数量不断增多，造成部分法律制定后缺陷明显，造成法律与道德等其他调节方式之间冲突不断。从立法现状出发，结合目前存在的社会现状，研究立法节制，从实践中积极探索，考虑如何能够实现立法节制，让理性回归实践。　　法律不是解决所有社会关系问题的万能药，从一定程度上讲，能够满足政治、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法律是具有高度社会认同的法律，相应的，立法并非一味追求多而全，少而精反而更合适。不完善的立法越多，越容易伤害原有的社会关系，阻碍社会进步，失去法律权威，节制立法确有必要性。节制立法并不是不立法，而是要求作为立法者应当搞清楚因何立法、为何立法，要认清立法条件，把握立法时机，加强立法民主，扩大民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立法监督权，实现立法权在阳光下运作。　　本文共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立法现状及其不足。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立法数量不断增多、法律调控范围不断扩大、法律文件不断升格的分析，使我们更加了解和清楚目前我国立法数量过多，引起立法者对错误立法理念导致法律数量影响的重视。　　第二部分立法泛滥原因分析。通过对法律万能论和借立法进行全力扩张的分析，使我们更加了解立法数量为什么会过多的原因。　　第三部分立法泛滥负面影响。立法需要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和非人力资源，大量的立法造成立法成本加大。立法数量过多，造成法律泛滥，使下位法与上位法、同位法之间产生矛盾，造成执法、司法、守法困难，法律实施效果达不到原有的目的，致使法律权威受损，难以实现法律正义。　　第四部分实现立法节制的途径。法律不是万能的，实现立法节制首先就要树立这一观点，在现实中还有道德、政策、风俗习惯等有效的调节手段；更要端正立法动机，加强立法监督，立法不能唯政绩论或者唯部门利益论；实现立法节制还需要把握住立法时机，既不能无序立法或者超越立法者能力制定法律，也不能超越立法经济条件去立法，要处理好立法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提高立法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