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学研究的是不确定条件下资金跨时空配置的规律，而经常账户失衡问题涉及资本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配置，乃是国际金融学中的重要问题之一。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日益严重，引起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部分学者的关注。中国是世界上重要的贸易大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经常账户顺差更是不断扩大，引发了不少贸易摩擦，甚至有部分国家的学者指责中国操纵人民币汇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部分学者将危机根源归因于全球经济失衡，使得经济失衡问题成为了国际金融学界研究的热点问题。而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际需求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也暴露出了被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隐藏的经济失衡问题，给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果不能及时解决，对内将会影响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对外则会因全球失衡问题而受到国际社会的指责。具体而言，中国经济内外失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总需求结构失衡;(2)产业结构失衡;(3)经常账户失衡。　　经济改革是解决经济失衡问题的根本途径。而经济改革可以分为实体经济方面的改革与金融体系的改革，前者有去除对民间资本的投资限制，消除行政垄断、促进自由竞争，推进国有企业股权多元化改革等;后者有利率市场化、资本账户开放等。不同的改革顺序对经济的影响是不同的。研究投资限制、金融摩擦与经济失衡的关系，有利于理解中国经济失衡的产生机理和金融市场对于实体经济的影响，为政策制定和施行提供重要的理论分析视角，为中国经济改革的顺序与逻辑提供部分理论支持。　　针对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失衡现象，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问题:(1)投资限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与国民储蓄率有何影响？(2)在投资限制下，金融摩擦对经济失衡有何影响？(3)投资限制、金融摩擦与经常账户失衡有何关系？　　本文立足于中国限制民间资本进入部分产品领域的实际，研究了实体经济的投资摩擦对经济均衡的影响。同时，从供给面分析了投资限制背景下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对于高储蓄率的影响，并构造了一个投资限制的衡量指标，实证检验了投资限制、融资约束与经常账户失衡之间的关系。　　基于中国民营资本受到政府投资管制难以进入某些行业的特殊国情，通过构筑一个Ramsey模型，研究了投资限制政策与融资约束对中国储蓄率的影响。根据模型推理的结论，投资限制是产生经济失衡的重要原因之一。投资限制形成的垄断市场结构会导致该部门供给低于完全竞争市场，有限的替代效应使得竞争性产品消费支出增幅低于受控产品消费下降，从而压低消费。同时，民间资本由于无法进入高利润的垄断行业，只能涌入竞争性行业，导致产能过剩。竞争性部门存在的融资约束则会降低该部门高效率民营企业的占比，降低平均技术水平与产量，缓解投资限制的扭曲效应，即融资约束的下降反而会加剧储蓄率上升速度。该模型可以同时解释中国服务业发展滞后与高储蓄率，以1992-2013年中国数据做校准和数值模拟，该模型可以解释中国超70％的储蓄率上升。　　投资限制的存在导致了产能过剩和对出口的潜在需求，但只有国内价格低于国外时才能实现净出口。通过在一个两国多部门模型中引入投资限制与融资约束，首次从市场准入制度层面对经常账户失衡的形成原因进行了解释。研究发现政府对于民间资本的投资限制将导致该国受限部门产品相对价格上升，改变该国国际分工格局。在受限产品不可贸易时，由于消费率下降有出口过剩竞争性产品的内在需求，并形成经常账户顺差。而融资约束的缓解会通过两种渠道影响一国经常账户失衡，加剧投资限制促进贸易顺差和提升资本回报率降低贸易顺差。通过构造一个投资限制指标，利用105个国家1990～2010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证实了投资限制对于经常账户失衡的重要性。　　本文的创新之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加入了投资限制这一制度元素，在一个逻辑自洽的体系内解释了总需求结构失衡、经常项目顺差与产业结构失衡三个现象。虽然有学者用供给抑制政策解释了中国储蓄率的上升和产能过剩现象。其供给抑制的思路与本文的投资限制具有部分相似之处，但是，其简单假定政府同时管制资本和劳动力的流入以控制目标部门的产量，缺乏理论依据。本文则基于中国政府对于民间资本投资的限制政策与行政垄断这一历史事实，加入技术进步差异与产业结构变迁，发现投资限制阻碍社会资本进入相关领域，制约了供给能力的增长，导致消费不足、产能过剩与经常项目顺差等经济失衡现象，在理论上更进一步。　　第二，结合投资限制分析了民营企业融资约束对经济的影响，对中国经济有序改革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本文发现，融资约束可以降低竞争性部门的综合生产效率与产量，不但不会导致储蓄率上升，反而可以降低储蓄率。在不放松民营企业投资限制的情况下，发展金融解决竞争性行业中民营企业的融资难问题，反而会加剧中国内部失衡，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　　第三，从资本回报率的角度研究外部失衡。已有研究文献主要从资本流动的角度分析了金融摩擦对于外部失衡的影响，未能更进一步，根据资本逐利的性质从资本回报率的角度研究外部失衡的实质。本文研究了投资限制与金融摩擦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对基于制度的国际分工理论有所补充。　　第四，模型创新。本文在多部门动态一般均衡模型的基础上，融了投资限制、融资约束等元素，使得模型可以适用于产品市场与金融市场不完善的情形，更加贴近中国现实，也可以更准确的分析投资限制、金融摩擦等因素对于经济的影响。也为今后研究中国宏观问题提供了一个更完善的模型框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