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讨论的是1930年代“国难”背景下,“思想界”关于中国政治出路的论争。“思想界”的主体是知识分子,他们依靠报纸、刊物等传媒发表他们对于政治问题的一系列看法。本文以《独立评论》、《再生》、《时代公论》、《大公报》和《国闻周报》为基础展开研究。1920年代以来,“思想界”对中国社会问题的具体研究,为他们30年代的系统讨论奠定了基础。这些广泛的讨论几乎涵盖了国家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国难”背景下,知识分子普遍要求提高国家的意识,这是国家问题;国民党的“党治”越来越受到挑战,“思想界”要求结束“党治”、实行“宪政”,这是政党问题;“思想界”还就民主与独裁政治,展开了激烈的论争,这是政府模式问题;最后,思想界还非常关心社会改造问题。以上这些构成了30年代思想界的主题。 在国家问题上,主要知识分子群体的国家意识都得到了增强。他们大都致力于建立现代国家的基础。胡适为首的《独立》群体,要求把国家的基础建立在现代化、专家政治、宪政等一套合理的制度之上。而张君劢为首的《再生》则更重视如何建立现代国家的道德基础。张佛泉宣传“邦国主义”,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政治的共同体。《大公报》、《国闻周报》则注重宣传国民爱国的义务。 在政党问题上,思想界普遍反对国民党所谓的“党治”,要求国民党放弃“训政”思维,早日实现“宪政”,以团结民心共赴“国难”。思想界在反对“党治”上意见是基本一致的,但是《时代公论》群体却力图为“党治”辩护,他们否认中国有实现“宪政”的基础。 “民主”与“独裁”的论争显示了思想界对于政府模式的关注。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下,主要西方国家都开始趋向实行“统制主义”,而苏俄共产主义体制也引起人们对“计划经济”的重视。当时“统一”和“行政效率”的提高是中国政治亟须解决的问题。这些国内外的政治动向,是论战展开的背景。论战中,思想界开始重视一种“政制”存在的条件,这是“事实之争”,而非“价值之争”。 思想界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社会改造走那条道路。思想界面临的主要选择是,走苏俄式的共产主义道路,还是向英美学习。“社会主义”思潮在思想界是主流。胡适等人主要受到罗斯福新政的影响,而张君劢等人则更多地宣传费边社会主义的主张。思想界虽然普遍排斥苏俄道路,但是认为苏俄的某些经验可以借鉴。梁漱溟等人则要求以中国的“乡村”为基础的社会改造,这遭到了思想界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