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中叶，随着对《红楼梦》的仿作渐趋衰微，清代人情小说开始寻求变化，即仍用《红楼梦》的笔调，去写优伶和妓女的故事，导致狭邪小说产生。有学者统计，从1848年《风月梦》刊行至清末60多年间共刊行40多部长篇狭邪小说，其风格、题材及内蕴的一致性已初具流派特征，成为晚清至民初影响较大的小说流派。自诞生之日起，人们对狭邪小说的评价便褒贬不一——褒之者谓其能“醒世”、“劝戒”，或谓其蕴有“被压抑的现代性”；贬之者谓其“诲淫”、“有伤风化”，甚至指责之为“嫖界指南”等。不管抑之扬之，只要论及人情小说的演变，或研究鸳鸯蝴蝶——礼拜六派小说的渊源，都无法忽视其存在，因此，有必要认真研究之。为了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得失，本文将以文本剖析为主，辅以史实证明和理论阐释，力求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得出自己较为独特的结论来。本文拟从成因与演变、独特内蕴、形象阐释、原型剖析、叙事特征五个方面展开论述：一、晚清狭邪小说的兴起和发展轨迹。狭邪小说的兴起首先与自身的渊源有关，从唐传奇对“情”的执著到宋传奇受“理”的制约，再到明拟话本中“人”的朦胧觉醒，直至《红楼梦》凸显的民主意识和情爱观念，人情小说的丰厚积淀成为其产生的文学基础。其次，近代城市的形成带来妓业的繁荣和生活环境的巨变，导致市民意识的趋利避义和士绅商贾的夸饰风流，则是其产生的现实条件。最后，作家寄托感慨的需要是其产生的内在要素。其发展轨迹经由“溢美”、“近真”至“溢恶”，尤其是由“溢美”到“溢恶”的转变，使狭邪小说的诸方面均发生了变化。二、晚清狭邪小说的独特内蕴。狭邪小说的内蕴有三层：第一是社会内蕴。它既表现为对社会弊端的揭露和对妓女悲惨命运的描写，也表现为近代都市生活的变化和外来文明对传统道德的冲击。第二是情感内蕴。狭邪小说中有可歌可泣的生死恋情，也有同性间畸形的爱情，更多的则“不是生死难离的情分”，是应酬之情。第三是休闲内蕴。名士名妓建构的关系本质上是休闲，其休闲空间主要是妓院梨园和私家园林，休闲方式具有群体性、节令性和仪式化特点，由此形成的休闲风格则为“雅得这样俗”。<WP=4>三、晚清狭邪小说的形象阐释。狭邪小说的主人公是名士名妓，名士的存在状态呈现出以现世观处世和流动性，由此凸显出其自负自许和自审自醒的主体意识；在近代思潮促动下，名士阶层出现分化：一类是反思者，包括临危自审的名士和接受新潮的留学生；一类是徘徊边缘的休闲者和帮闲者；一类是与时代节奏不协调者，包括康白度们(compradors买办)和书蠹们。名妓的存在状态既受制于社会环境，也受制于时间和同行间的竞争，其主体意识或表现为反抗男权、守身自洁、自主自决，或表现为对平等的向往和对男权的屈从。此外，尚有独特价值的是拯救者形象，他们或从生存安全的角度救护危难的妓优，或要扭转道德的颓溃与世风的转变，凸显出名士们对传统道德的留恋和济世救人的情怀。四、晚清狭邪小说的原型剖析。狭邪小说中蕴含有丰富的原型，它们或隐或显地制约着叙事。其存在既影响文本的结构模式和角色模式，也制约人物的行为模式，干预叙事视角和节奏。具体讲，仙人思凡原型建构起“犯戒受惩——凡间磨难——重返仙界”的叙事模式，凡人游仙模式则聚焦游仙过程的艰难，行为主体超越生死、勘破色相方能成仙。因果相报模式既成为组织情节、安排结构的依据，也是制约人物命运的要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成为人物命运的预置模式；它还成为增加叙事魅力的手段。乡下愚伯模式建构起“离开乡村到都市——流连都市——逃离都市回到乡村”的叙事模式，其价值在于表现都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优劣。夸父逐日原型所表现的内蕴有两个方面：第一，将夸父的执著精神投注到人生理想或生存境界的追求上，于追求过程中凸显精神的魅力和人格的非凡；第二是为了满足个体生命的欲望而不懈追求。五、晚清狭邪小说的叙事特征。狭邪小说有独特的叙事特征，其叙事时间聚焦“现在”，文本对人物身世不作详细交待，人物离开休闲空间即逸出叙事视野。其叙事空间主要是妓院和私家园林，选择前者意味着对日常世界的疏离和对人的欲望追求的肯定，后者既是公共休闲地，又是落难妓优的避难所，还是青年男女的伊甸园。创作主体对“现在”的关注和叙事空间以都市公共空间为主，导致叙事盲区的存在——从时间维度看，“过去”、“未来”成为叙事盲区；从空间维度看，乡村文明、家庭生活成为叙事盲区；其男权中心意识则决定了狭邪小说的人物设置以一男多女模式为主。在叙事展开时，文本中既有中国传统的超前叙事、诗词暗示法，也有中西皆用的意象叙事、视角转换和节奏调整的方法。通过作者的辩<WP=5>白和自序，透出其朦胧的文体意识：韩邦庆对小说审美规范的界说、吴趼人的“杜撰体例”和曾朴的自我辩白皆透出文体创造的自觉；同时，狭邪小说作家还有清醒的读者意识：将读者明确定位为“过来人”和“年轻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