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传媒时代，文学研究已经出现了“传播学转向”。因此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研究当代新诗是必要而有意义的。　　 从传播学的角度考察1950-1970年代的诗歌，我们认为这个阶段诗歌传播的主要形态是政治诗歌的“组织传播”。建国初期的“颂歌”等诗歌形态体现了诗歌的政治宣传等组织传播的特性；1958年的新民歌运动则是意识形态指导下的文艺运动，能够反映出党的文艺政策对诗歌的巨大影响，也能够反映出其时诗歌运动式传播的特征；而《诗刊》作为当代最重要的诗歌媒介，也是当代诗歌传播的最重要的“组织”，其编辑方针和刊物内容等能够反映这个时段诗歌组织传播的状况。　　 新诗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现“繁荣”景象，而后新诗回归自身并处于“沉寂”的状态。这一时期新诗传播的印刷媒介有了新变：一是“诗歌年选”逐步替代了“诗歌选集”，二是“民刊”的“繁荣”。　　 90年代以来的新诗呈现一种“边缘”状态。而就是在这种“边缘”状态下，诗歌的传播方式有了新特征，即电视与网络甚至更新的媒体(如手机)成为诗歌传播的重要媒介，固守纸质报刊阵地已不可能。　　 也正是因为处于这种边缘地带，新诗才有了更多的自由——创作的自由，探索的自由，传播的自由——也拥有了再度出发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