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和工业化的发展，产业结构向服务业的倾斜为研究服务业产业集聚现象提供了产业基础。当前，长三角地区制造业发展已经到了比较高的水平，正面临着产业结构转折性变动。本文从产业分工的视角分析产业分工与服务业集聚之间的关系。服务业集聚是实现分工利益的空间组织，与产业的分工和发展可能存在相互的关系。两者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服务业集聚与其内部的分工细化以及与制造业分工和发展具有一些联系。其次，由于地理位置的不同，产业分工带来的集聚经济会在参与者之间不均匀分配，导致各地服务行业的分工地位具有很大的差别，会对服务行业集聚度产生一定的影响。文章遵循这两条主线，本文首先运用区位商法、行业份额方法分析了长三角地区服务业集聚的行业，并结合投入产出法和倒三角形法分析了集聚的服务行业内部、集聚服务行业与制造业之间的分工关系。最后，借鉴Hummels方法研究了长三角地区集聚的服务业分工水平，在此基础上建立计量模型分析产业分工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　　 本文首先对服务业集聚状况进行了分析，区位商指数分析得出批发和零售业、金融业、房地产业为江浙沪三地共有的集聚行业，而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在江苏和上海均呈现出集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为浙江与上海共同集中的行业。同时，服务业集聚水平受到地区制造业份额的影响，江苏和浙江强大的制造业份额造成了区位商指数的低估。按照各地区服务业份额，江苏和浙江的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也具有集聚的优势。　　 在对服务业集聚分析的基础上，投入产出法和倒三角形法的实证分析表明，长三角地区服务业集聚与产业分工有关，服务业集聚与服务业自身分工水平有关系更大。从价值链角度，制造业分工中的确产生了对集聚的服务行业的中间需求，但制造业分工对服务业投入的需求并不旺盛，主要制造业对集聚的服务业的需求拉动作用并不十分明显。而对服务业自身而言，集聚的服务业的服务投入率要远远高于制造业。　　 本文还借鉴Hummels方法，具体测量并比较了长三角地区服务业和制造业分工水平，分析各地服务行业的分工地位是否存在差别。服务行业和制造行业分工指数的研究表明，与服务行业存在较强关联的制造行业拥有较高分工水平，而集聚的服务行业的分工指数较低。这种鲜明的对比一方面与服务业有服务于制造业的依赖性有关，另一方面也说明江浙相对于上海而言，服务业上不具有地区中心辐射功能。同时，江浙沪三地服务业的分工水平和制造业的分工水平由高到低依次表现为上海、浙江、江苏。这说明了长三角地区所有服务业集聚所依赖的经济条件尚未成熟。相比于江苏、浙江服务业分工水平，上海成为该地区服务业发展的中心。　　 最后，本文利用服务行业集聚度和产业分工指数构造了面板数据模型，分析结果显示产业分工水平的提高有利于提高上海和江苏的服务业平均集聚水平。但它对浙江服务业平均集聚度的提高具有反面作用，这可能与浙江服务业服务当地有关。而时间序列模型对各地具体行业集聚的分析表明，对于众多服务行业而言，产业分工对其集聚水平的提高并不总是显著的。这一结果有可能与样本期较短对时间序列分析带来的估计偏差有关，同时也表明地区服务业的产业集聚与地区产业分工的相互关系方面具有区别于制造业的特殊性，服务业集聚对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制度环境有更高的要求，因此只能在局部的行业和局部的地区存在两者的正向显著关系。江浙沪三地所处发展阶段以及人力资源因素的差异是影响三地服务业集聚水平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