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在详细了解胡政之一生经历的基础上，总结其为同时代和后来的新闻工作者们留下的丰富的办报经验和思想，从新闻史研究的角度第一次对他做一个全面评价，包括作为杰出记者和编辑的他，杰出报纸政论家的他，报业经营能手的他。　　胡政之的一生可以简单地分为两个时期:1889年—1911年（1-23岁），为青少年读书求学时期，也可叫做职业生涯准备期;1912年—1949年（24-61岁），其新闻职业生涯长达近四十年，正好经历整个民国时代。　　青少年时期，胡政之先在安庆求学，后留学日本。1897年—1905年，胡政之在安庆求学，打下了扎实的古文和英文基础;他受到传统文化和道德观念的熏陶;通过课外读物初步接触中西学;也引发了他对政治的关心和知识分子的责任感。1906年—1911年胡政之留学日本的经历激发了其爱国心和民族意识;使他对世界的认识大为扩展深化;日本当时先进的现代报业，为其将来从事新闻工作树立了榜样;法律专业训练，养成了他按照法律规章行事的习惯，奠定了他日后从事新闻管理工作的基础;所习多国语言，成为他将来从事新闻工作的得力工具。此为第一章所阐述的内容。　　胡政之新闻职业生涯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1912年—1921年8月，为新闻职业的选择和职业才华的全面展示时期;1921年8月—1926年8月，为职业理想的确定阶段;1926年9月—1949年4月，为新闻职业理想的继续实践和新闻思想的成熟阶段。本文第二、三、四章分别论证了在这三阶段胡政之从事新闻事业的特点。　　在第一个阶段，胡政之曾经从事涉及法律和新闻的多种职业，加盟过《大共和日报》、王郅隆时期的《大公报》、《新社会报》。在《大公报》，他采取了改革的措施:“改良新闻记事”，扩展新闻来源，注重新闻真实性，加强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报道;革新版面;增设传达新思想的平台，创新教育、文化、实业、经济等栏目;重视国际新闻的采访，普及世界知识，“以期养成国民世界的判断力”;“为公共谋利益”指导思想下的平民化趋向。这不仅使胡政之主持《大公报》的1917、1918年成为王郅隆时期《大公报》的中兴之年，而且在胡政之未来的新闻生涯中也得到继承和发扬。在这一时期，胡政之最终选择了新闻事业作为自己的唯一终身事业，这是由于:中国新闻事业的发展已进入新闻时代;他对政界和司法界的不满和“对报业的由衷热爱”;最重要的是，胡政之从事新闻事业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以公正舆论促进国家现代化，以翔实新闻协助民主制度的建立”。　　在第二阶段，胡政之成功创办过“国闻通信社”和《国闻周报》。这是他首次单独办通信社和新闻周刊，大获成功，并为将来接收《大公报》打下基础。胡政之把创办“国闻通信社”当作改进新闻事业的一种举措，通过“革新通信机关”，达到“消息灵确，舆论健全”的目的。“国闻通信社”“以全国新闻发扬中国新闻事业”的思路，所发消息除被国内各报大量采用外，也被美联社、路透社及法国哈瓦斯、日本联合社等订有，成为当时中国最早能把稿源范围扩展到全国、甚至国外的民营通信社，也是当时中国较早能把发稿范围扩展到国际的中国人自己创办的通信社。在“申时电讯社”和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成立以前，民营通讯社中卓有成绩的应首推“国闻通信社”。《国闻周报》以“供公众参考或促成舆论之用”为目的，在内容上有以下特点:重视新闻，“以系统之记述，作史料之保存”;重视评论，致力于“正确舆论之保存与介绍”;“阐扬文化，介绍新知”，在注重学术文章的同时注重文艺作品;重视图片与文章的配合运用,增加新闻照片的分量;注重改良版面编辑;注重读者兴趣和与读者交流。由于刊物办得很有特色，联系社会现实问题比较紧密，材料丰富，在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胡政之这一时期新闻活动的总特点是:积极进行新闻事业的改革，追求新闻的灵敏准确，以期为健全舆论的形成打下坚实的基础。　　第三阶段，胡政之本着“事业向前，个人后退”的原则，与吴鼎昌、张季鸾一起接办《大公报》，提出“四不”办报标准，使《大公报》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发行量最大、影响最广的报纸，达到了该报和自身事业发展的顶峰。胡政之对新记《大公报》的贡献体现在:精心擘画，未雨绸缪:身先士卒，兢兢业业;具体指导，力求革新;一心为公，甘受诟病;罗致人才，唯才是举;管理人才，制度为纲;培养人才，不遗余力;知人善用，大胆放手:保护人才，挺身而出;体贴人才，细心宽厚。这个时期，胡政之写了不少反映他新闻思想的文章，表明他的新闻思想已经形成一定系统，并且渐渐趋于成熟。　　胡政之的社会思想是新闻思想的基础。其社会思想以国家现代化为目的。他主张爱国反帝、反对军阀混战统治，是为了使中国的发展获得和平统一的环境;主张实业救国，主张中国应渐由农业国进入工业国，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这正是抓住了现代化的关键;主张教育救国，是基于中国现代化缺乏专业人才和技术知识;主张对国民进行世界知识的教育，就是点出了现代化启动的重要性。胡政之希望采用改良资本主义与议会民主结合的发展模式实现现代化。这是第五章的内容。　　胡政之的新闻思想以其舆论观为核心。胡政之认为健全合理的舆论的形成，前后要经过三个步骤:1、公布事实真相，供大众认识理解;2、由少数有真知灼见的人公开讨论、坦率交流、相互批评;3、在此基础上由大众自由而无成见地选择。他的新闻实践都是从这三个方面入手，以期建立健全合理的舆论。此外，第六章还论述了胡政之的新闻本位观;新闻价值观;新闻自由观;以及他对报纸的作用、新闻事业的性质、新闻事业与社会的关系、新闻从业人员的素质要求等问题的认识。　　第七章论述了胡政之与段祺瑞及安福系的关系;胡政之与蒋介石的关系。安福系成立之前，在府院权限之争、地方自治、对德参战等一些问题上，胡政之采取了与段祺瑞大体一致、但不完全一致的立场，有人怀疑胡政之“于段氏个人有所偏私”，但胡政之自己辩护说“任何人均不能指挥吾之言论”。从安福系的形成来说，胡政之没有站在与段祺瑞一致的立场;安福系成立后，胡政之对段祺瑞还是很支持。可能由于受安福系的资金支持，胡政之没有大胆对安福系操控的“买票与官宪干涉”并用的国会选举丑剧进行批评，反而承认这样选举出来的国会和总统、总理;但是安福系没有具体的宗旨和党纲，不可能为其机关报制定办报宗旨、报道方针、宣传策略，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王郅隆时期《大公报》并非安福系机关报。　　胡政之与蒋介石的关系:20年代胡政之对蒋介石的认识可以用“蒋介石者，世所认为有主义有智识之新军人也”来概括;他曾为蒋介石围剿中共出谋划策，直到范长江主张“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通讯发表;他支持蒋介石政府抗战，并曾受蒋的委托，与日本新闻界人士会谈;解放战争时期，胡政之知道蒋介石很注意《大公报》，他极力与专制政府保持一定距离，认为在缺乏民主的情况下，报人要从公出发，谨慎行事，把报纸的工作重点仍然放在“普及政治教育”上。　　第八章论述了胡政之新闻采访和评论的特点。作为著名记者的胡政之，采访许多重大事件。其中，对“二十一条”的报道，成为上海《大共和日报》的独家新闻;采访巴黎和会，使他成为巴黎和会中惟一到场的中国记者，也是第一次现场采访国际会议的中国记者;采访巴黎和会前后，胡政之游历欧美，所采写的国际通讯，被当作我国新闻通讯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表现，记载于中国新闻事业史上。积极开拓新闻来源;选择时机采访真相;随机应变抓独家新闻，是胡政之新闻采访的显著特点。　　胡政之新闻评论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新闻评论选材范围广，以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内政外交事件为主;新闻评论时效性强，对重大新闻事件密切关注，形成连续评论;体裁不拘一格，论证方法多种多样，语言浅显易懂，观点鲜明;注重用事实说话，论证有据，令人信服;不少新闻评论对所涉问题从法律角度分析，逻辑清晰，理由充分，说服力强;不少新闻评论把中外情形相比较，开阔了读者眼见，在比较中加强了论证力度。从中国报刊政论文体发展历程的角度来看，胡政之的新闻评论，保留了中国报刊政论文章的特质，继承了王韬政论的优良传统;相对于梁启超的“时务文体”而言，胡政之政论更为平和，理性更强;相对于张季鸾而言，胡政之的新闻评论以国际新闻评论为主。　　最后，把胡政之与民国时期最著名的新闻从业者和经营管理者做了一番比较，以确定胡政之在中国新闻史上的地位，得出的结论是:胡政之与邵飘萍一样，是民国时期不可多得的新闻全才，他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不亚于甚至多于邵飘萍;胡政之是民国时期最优秀的新闻事业经营者之一，他经营新记《大公报》比史量才经营《申报》更现代化、科学化。但是胡政之对中国新闻学界所做出的特殊贡献，在于他完整地提出并很好地实践了健全合理的舆论的形成过程。　　他终身所做的是作一名健全舆论的积极构建者，“为民主中国填土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