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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30年中，资金的跨国流动越来越频繁，这主要得益于金融创新和金融衍生工具的迅猛发展;瞬息万变的国际金融市场以及资金避险的考虑，使得跨境资金流动成为必然。国际资本市场作为一个大舞台，扮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它在分散消费风险、优化资源配置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一国跨境资本的流动与其汇率体制的选择和资本管制的程度密不可分，所以本文涉及了与之相关的各个方面，并将它们通过中美实际利差这条主线连接了起来。从经济学的理论逻辑来看，需求和消费的多样化带来了国际贸易，从而带来了跨境资本的流动。目前的研究却更多地集中在相反的逻辑，即资本的跨境流动带来了什么？从这个角度出发，全球一体化并有效的资本市场应该包含了三点:1.金融资产价格套利的存在使得特定资产在不同国家与地区的价格相同;2.人们可以通过跨境消费来分散过度消费带来的信贷风险;3.新的储蓄会被分配到世界上最有效率的投资项目上去。
经济学家早就意识到跨境资本流动造成的政策问题很难决策。在缺乏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的贷款国或者借款国，不受监管的资本流动会被错配，最终会给接收国造成冲击。放松的国际资本流动管制是跟随在市场导向改革之后的，前提是健全的国内金融市场监控系统。资本流动的管控要逐步地取消，也终将被取消。控制资本流入有时可能是权宜之计。但是长期的解决方法只有通过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建立实行银行监管系统来减少道德风险和腐败。
文章总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是前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并通过图1.1对我的研究思路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沿着跨境资本流动的主线，从几个层次对它进行了分析，并将几个不同程度的完全的跨境资本流动条件通过利差的分解联系到了一起，同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度量方法进行了综述，介绍了几种度量跨境资本流动的实证方法。
第二章是跨境资本流动相关理论政策与中国的实践，从跨境资本流动的定义、作用以及影响因素出发，讲述了全球资本市场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分散风险的重要性，然后分析了资本流动性、汇率和货币政策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引出三元悖论和各大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三元悖论做出的不同选择，这就绘制出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演进轨迹。紧接着对中国资本流动的现状做了概述，重点是中国的资本管制制度和渐进式开放的资本项目，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正在逐步地放开资本项目，一直在探索着新的模式，让监管逐步从事前审批向事后监管过渡，从直接监管向间接监管，从资本流入单向管制向流入流出双向均衡过渡。由于法律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在很多时候不能转化为实际的限制。在各个国家，私人部门都能发现游走于管制之外的方法。因此在简述了中国资本管制制度和外汇制度的演进过程后，通过实证模型验证了中国资本管制制度的有效性，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资本管制是有效的。
文章的第三章是关于Feldstein-Horioka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的研究，分别采用原始模型和修正后的模型进行了中国经验的回归，修正后的模型加入了人口学变量，目的是消除模型中变量的内生性，使模型更具说服力，修正模型通过了ADF单位根检验，证明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但结论是两个模型的系数都很大，且随着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系数并未呈现下降趋势，即F-H之谜在中国也存在。
在本文的第四章中，对人民币汇率市场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即验证无抛补利率平价在中国是否成立的问题，选取了2007年01月01日到2014年3月31日的汇率和利率数据进行模型的回归，根据人民币汇率走势分三阶段后做了四组回归，结论发现每次回归的系数都显著不等于1，甚至会出现负值，说明中国的远期汇率不具备指导作用，同时利率市场化的程度还很低。
第五章的讨论点在于事前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否适用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本文不可避免地进行了理性预期假设，用事后变量代替了事前变量。本章分别验证了三种形式的购买力平价模型，其要求也是依次放松的，但尽管如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是没能通过检验。
接下来的第六章是全文的核心部分，也是它将之前的几部分串联起来，F-H模型、实际利率平价理论、抛补的利率平价理论是完美资本流动的几个不同层次，同时贯穿了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由于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的结论，中美实际利差的存在就是板上钉钉的结果，它是偏离无抛补利率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的必然结果。为了更直观地看到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程度和演变过程，根据利差的图形特征将观测期的数据进行了分段（2007年1月至2008年4月是第一阶段，2008年5月至2011年7月是第二阶段，2011年8月至2014年3月是第三阶段），并分别对整个观测期和子观测期的利差进行了分解和描述性统计，观测其均值和变异性的走势特征后发现:在整个样本期间，息差的均值为正值，同时标准差的数值也显著不等于零。通过对每个子区间的均值和方差的比较，发现国家溢价与实际利差的符号总是相同，并且大于实际利差;货币溢价与实际利差的符号总是相反，但也只是抵消了一部分的国家溢价。从波动性和变异性来看，不管是实际利差，还是国家溢价和货币溢价，都在2011年7月之后的第三个阶段趋于平稳。同时发现，国家溢价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正值，说明资本的流入受到了限制;货币溢价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负值，对其进行进一步分解后发现，外汇风险溢价接近于零，而实际预期贬值几乎构成了整个货币溢价，这是由于中国的通胀率在样本期间一直高于美国。对比各个子观测期的方差和离差会发现，实际利差及其各个分量在三个阶段的波动性均呈递减趋势，说明虽然实际利率平价在中国不成立，但利差在向某一特定数值回归。总体来说，中美实际利差的存在来自对无抛补利率平价的偏离和对相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它们分别来源于中国的资本管制的严苛程度（尤其是对资本流入的管制）和中国的通胀率高低（相对于美国）。第七章是全文的结论部分，对以上内容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并提出了一些政策性的愚见。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中美实际利率差异这个比较全面的视角来度量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性强弱（这个研究方法国内用到的学者比较少）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一票否决，在验证了无抛补利率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的不成立后将它们统一到了一起，分别分析它们对利差的均值和方差产生的影响。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选取的数据期间比较短，由于受限于数据的存续时间，货币市场的数据始于2007年，实体经济数据（储蓄、投资）始于1990年，样本量不够大，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够全面;其次，由于篇幅的限制，只对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进行了纵向的（时序）分析，没有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的比较;最后，本文对实际利差分解分析的实证方法比较简单，也许得出的结论说服力不够强。
经济学家早就意识到跨境资本流动造成的政策问题很难决策。在缺乏强有力的金融监管的贷款国或者借款国，不受监管的资本流动会被错配，最终会给接收国造成冲击。放松的国际资本流动管制是跟随在市场导向改革之后的，前提是健全的国内金融市场监控系统。资本流动的管控要逐步地取消，也终将被取消。控制资本流入有时可能是权宜之计。但是长期的解决方法只有通过健全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建立实行银行监管系统来减少道德风险和腐败。
文章总共分为七章。
第一章是前言部分，主要阐述了本文的研究目的及研究意义，并通过图1.1对我的研究思路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沿着跨境资本流动的主线，从几个层次对它进行了分析，并将几个不同程度的完全的跨境资本流动条件通过利差的分解联系到了一起，同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度量方法进行了综述，介绍了几种度量跨境资本流动的实证方法。
第二章是跨境资本流动相关理论政策与中国的实践，从跨境资本流动的定义、作用以及影响因素出发，讲述了全球资本市场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以及分散风险的重要性，然后分析了资本流动性、汇率和货币政策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从而引出三元悖论和各大国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三元悖论做出的不同选择，这就绘制出了国际资本流动的演进轨迹。紧接着对中国资本流动的现状做了概述，重点是中国的资本管制制度和渐进式开放的资本项目，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正在逐步地放开资本项目，一直在探索着新的模式，让监管逐步从事前审批向事后监管过渡，从直接监管向间接监管，从资本流入单向管制向流入流出双向均衡过渡。由于法律对资本流动的控制在很多时候不能转化为实际的限制。在各个国家，私人部门都能发现游走于管制之外的方法。因此在简述了中国资本管制制度和外汇制度的演进过程后，通过实证模型验证了中国资本管制制度的有效性，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的资本管制是有效的。
文章的第三章是关于Feldstein-Horioka模型在中国的适用性的研究，分别采用原始模型和修正后的模型进行了中国经验的回归，修正后的模型加入了人口学变量，目的是消除模型中变量的内生性，使模型更具说服力，修正模型通过了ADF单位根检验，证明模型的设定是合理的，但结论是两个模型的系数都很大，且随着资本项目的进一步开放系数并未呈现下降趋势，即F-H之谜在中国也存在。
在本文的第四章中，对人民币汇率市场的有效性进行了检验，即验证无抛补利率平价在中国是否成立的问题，选取了2007年01月01日到2014年3月31日的汇率和利率数据进行模型的回归，根据人民币汇率走势分三阶段后做了四组回归，结论发现每次回归的系数都显著不等于1，甚至会出现负值，说明中国的远期汇率不具备指导作用，同时利率市场化的程度还很低。
第五章的讨论点在于事前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是否适用于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本文不可避免地进行了理性预期假设，用事后变量代替了事前变量。本章分别验证了三种形式的购买力平价模型，其要求也是依次放松的，但尽管如此，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还是没能通过检验。
接下来的第六章是全文的核心部分，也是它将之前的几部分串联起来，F-H模型、实际利率平价理论、抛补的利率平价理论是完美资本流动的几个不同层次，同时贯穿了商品市场和金融市场。由于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的结论，中美实际利差的存在就是板上钉钉的结果，它是偏离无抛补利率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的必然结果。为了更直观地看到中国跨境资本流动的程度和演变过程，根据利差的图形特征将观测期的数据进行了分段（2007年1月至2008年4月是第一阶段，2008年5月至2011年7月是第二阶段，2011年8月至2014年3月是第三阶段），并分别对整个观测期和子观测期的利差进行了分解和描述性统计，观测其均值和变异性的走势特征后发现:在整个样本期间，息差的均值为正值，同时标准差的数值也显著不等于零。通过对每个子区间的均值和方差的比较，发现国家溢价与实际利差的符号总是相同，并且大于实际利差;货币溢价与实际利差的符号总是相反，但也只是抵消了一部分的国家溢价。从波动性和变异性来看，不管是实际利差，还是国家溢价和货币溢价，都在2011年7月之后的第三个阶段趋于平稳。同时发现，国家溢价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正值，说明资本的流入受到了限制;货币溢价在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负值，对其进行进一步分解后发现，外汇风险溢价接近于零，而实际预期贬值几乎构成了整个货币溢价，这是由于中国的通胀率在样本期间一直高于美国。对比各个子观测期的方差和离差会发现，实际利差及其各个分量在三个阶段的波动性均呈递减趋势，说明虽然实际利率平价在中国不成立，但利差在向某一特定数值回归。总体来说，中美实际利差的存在来自对无抛补利率平价的偏离和对相对购买力平价的偏离，它们分别来源于中国的资本管制的严苛程度（尤其是对资本流入的管制）和中国的通胀率高低（相对于美国）。第七章是全文的结论部分，对以上内容进行了简要的总结，并提出了一些政策性的愚见。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中美实际利率差异这个比较全面的视角来度量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性强弱（这个研究方法国内用到的学者比较少）而非传统意义上的一票否决，在验证了无抛补利率平价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的不成立后将它们统一到了一起，分别分析它们对利差的均值和方差产生的影响。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首先，选取的数据期间比较短，由于受限于数据的存续时间，货币市场的数据始于2007年，实体经济数据（储蓄、投资）始于1990年，样本量不够大，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够全面;其次，由于篇幅的限制，只对中国的跨境资本流动进行了纵向的（时序）分析，没有与其他国家进行横向的比较;最后，本文对实际利差分解分析的实证方法比较简单，也许得出的结论说服力不够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