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行政违法是一种常见的行政违法类型,相比普通行政违法,具有违法行为人的多数性和违法行为的复合性,较严重的危害性及较高的可非难性,对其进行针对性的适当处罚非常有必要。就所有类型行政违法的处罚而言,处罚法定是基本原则,通过法律明确规定应受处罚行为的构成要件及法律责任等问题是其要义,针对共同行政违法的处罚也不例外。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行政处罚法）在制定之初及本次修订时,基于待解决问题的紧迫性排序,以及理论准备的不足,均未考虑共同行政违法的问题及其特殊性,关于其概念、构成要件、处罚原则、处罚程序的规定基本是空白。然而,共同行政违法在日常生活中并不少见,行政机关在相关法律缺位的情况下必然存在无法可依的困境。共同行政违法是相对单一行政违法而言的。所谓共同,即两名以上违法行为人,共同故意实施违反行政法律之行为。其特征有两点:一是违法行为人的数量必须是两名或以上,其次是违法行为人在主观心态上与违法行为上具有共同性。主观心态上的共同表现为,数名共同行政违法行为人基于意思联络,通过谋划,商定各自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分工,共同实现违法意图。行为的共同并非要求所有的行为人均实施同样的行为——违法行为人之间可以因分工的不同而实施不一样的行为,只要这些行为是基于同一意思联络,最终指向同样的目标即可。同样,也并不要求每一位违法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单独来看都构成违反行政法律。这也是由共同行政违法的整体性所决定的,只需所有违法行为人所实施的行为有机结合成一个整体后,对外具有违法性,就可成立共同行政违法。针对共同行政违法的责任追究问题,我国台湾地区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在其“行政罚法”施行以前,实践中采用分别处罚和共同处罚两种不同的处罚方式。“行政罚法”施行后,则明确了应采用分别处罚原则。我国大陆学术界赞同分别处罚原则,但实际上,分别处罚和共同处罚并非完全对立,各自均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中也应当以兼容的态度,采取以分别处罚原则为主,以共同处罚原则为例外的处罚方式。共同行政违法的责任追究还需通过完善的处罚程序来实现。共同行政违法由于违法人数较多,在处罚文书的制作、送达及听证等问题上,不能简单套用普通违法的程序规定。首先,在文书制作上,应统一规定,制作一式多份的处罚文书。所有违法行为人对外是一个整体,若将其割裂开来,制作多式文书,既不利于对整个案件的宏观把握,也不利于受处罚人对于行政机关运用处罚权的监督。文书是后续救济程序中一项重要凭证,故制作完成后,应当送达至每一位违法行为人。关于听证的适用范围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所有行为人所受处罚分别未达到听证幅度,但是总和却符合标准;二是部分行为人所受处罚达到听证标准,而另一部分则未达到。对于第一个问题,由于共同行政违法具有整体性,应当准许所有行为人以一个整体的身份申请听证。对于第二个问题,举轻以明重,也应当赋予未达到标准的行为人申请听证的权利。以此保证全面客观的审查整个案件。有处罚则必有救济,共同行政违法的法律救济也有多个值得讨论的特殊问题。首先是救济期限问题,由于共同行政违法行为人数量较多,需要送达的处罚文书也不止一份,救济期限应当以最后一份文书送达之日起起算;倘若行政机关有证据证明部分行为人在收到文书之前已经知晓行政处罚,则应以实际知晓之日起起算。其次是仅有部分违法行为人提起救济时,其它行为人的程序地位问题。对此,应当采取全面审查的态度。救济机关应当通知其它行为人作为共同当事人,须一同提起救济,或将其作为第三人,通知其参与救济程序。最后是救济方式及效力问题。当救济机关作出撤销或确认违法的决定时,其效力应及于所有当事人及第三人。当作出变更处罚之决定时,应遵守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不得加重处罚。针对共同行政违法中起主要作用的行为人,作出减轻处罚之效力一向及于其他行为人,但如果减轻主要作用行为人是因为原处罚未发现其具有依法从轻、减轻的情节,且其他行为人不具备,此时对于主要行为人处罚的减轻不引起对于其他行为人的减轻。若仅针对起次要作用的当事人作出减轻处罚,其效力并不及于其主要作用行为人,但也不得加重对后者的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