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近代作家芥川龙之介被称作“大正文学的象征”，他生命的完结被认为是日本近代文学的终结。基于芥川在日本乃至世界文坛的巨大声誉，以及芥川与中国文化之水乳交融的密切关系，本文尝试从宏观上把握“芥川龙之介与中国”这一课题，以芥川的中国之行为支点，构建一个双向影响的天平式框架，一端是芥川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汲取与探索，一端是芥川文学对中国现代文坛的推动和启示，以芥川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亲近与龃龉、重合与疏离展现近代中日文化交流的动态趋势。 论文共分五章。 第一章力求对芥川龙之介及其文学在中国的译介状况和传播历程做出清晰、客观的梳理。鉴于芥川在日本文学界的显赫地位，中国文坛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起就开始关注这位日本作家。鲁迅率先将其《罗生门》、《鼻子》携入中国，之后掀起了芥川文学在中国的第一次译介高潮，汤鹤逸、冯乃超、郭沫若等众多新文学的中坚力量都参与其中。尽管译作的数量和质量都无法与今天同日而语，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下，已然是不容小觑的成绩。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芥川翻译掀开了崭新的一页，除了诸多译作单行本的出版发行，芥川更成为第一位在中国出版全集的日本作家，这既是中国读者之幸、亦是对作家之肯定，更是中国的日本文学翻译之标志性里程碑。以此为基础，中国的芥川研究也取得了丰硕成果，相当数量的评论文章与译作集共同构成了中国的“芥川龙之介学”。这些为笔者的研究提供了一个较高的起点，而其中存在的不足与缺陷也成为启发笔者进一步思考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第二章从整体上观照了芥川龙之介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芥川自幼接受儒家伦理的道德熏陶和汉文汉诗的训练练习，由内而外的浸润使他对中国文化具有发自内心的依恋之情和回归意念，这也决定了他的文学观与艺术观。对于芥川而言，中国文化不是一种点缀和装饰，而是文学框架的有力支撑和价值规范。芥川喜爱中国通俗小说，他从中选取题材、获得灵感，置于近代日本的文化语境中重新诠释，以脑海中的中国作为背景、搭建舞台，描绘心目中的经典形象。他的“中国题材作品群”应运而生，中国古典在其笔下散发出崭新的生机和活力。芥川偏好中国诗歌，他遵循“一字之功”的锤炼理念进行创作，字斟句酌、雕琢入微，他向往平仄对仗之间表现出来的风雅之情和超世之趣，由此获得汉诗写作的灵感。芥川对中国的南画偏爱有加，中国绘画方面的深厚造诣构成了其文学创作的一块重要基石。芥川对中国古典诗歌与传统绘画的借鉴不是独立进行的，诗歌之情、画作之意在其文学世界中融为一体，芥川更进一步将其“日本化”为自身孜孜以求的“诗性精神”。芥川龙之介在诗情画意中完成了对东方文化的回归，运用“诗性精神”升华了自己的文学世界。 第三章重点论述芥川龙之介的小说创作与《聊斋志异》的密切关联。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聊斋志异》在日本的受容程度不算太高，而芥川对其情有独钟。他通过两种途径从中借鉴取材：第一，文字描写、故事情节、主题思想的直接借用以及拓展衍生；第二，故事原型的浸润性化用。同时，芥JII改革了原作的训诫主题和情节结构，融入自身的世界观与人生观，糅合西方小说的情节和技巧，巧妙地完成了自己的近代化怪异小说。由于两者人生际遇、社会背景、生活环境、愁病相循的类似，芥川从创作基调、写作手法、描写对象、悒郁意识等角度同蒲松龄产生了共鸣，并在外在形式、文学风格、对古典的沿承、探究人性等方面继承了《聊斋志异》的灿灿遗韵，留仙与鬼才在芥川的小说创作中完成了跨越时空的文学际会。 第四章对芥川龙之介的中国之行加以论述和剖析。面对日益激烈的文化碰撞和东西冲突，芥川不满足于从生硬冰冷的书籍资料或前人的间接经验中获得对中国的认知，几经周折，他终于踏上了前往中国的路途。对芥川而言，中国之行是灵魂回归的历程，他所期待于这个古老国度的是一个非现实的美丽的梦幻世界，他渴望满足心中的溯寻情怀。然而，现代中国的停滞落后无情地击碎了芥川的梦想，这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和巨大的失落感，亲眼目睹的真实状况与他头脑中原有的文化积淀产生了鲜明的分离态势。反映在文学创作上，就是一种轻视乃至排斥，他对现代中国的看法在偏激的描写和愤怒的诘责中带上了浓重的东方主义色彩。对中国古典的向往和对中国现实的鄙视构成了芥川对中国之态度的一对矛盾，这其实是日本近现代主流知识分子和精英阶层的共同倾向，以芥川龙之介为代表，他们之间普遍存在的“中国情趣”只不过是日本作家对东方的一场集体白日梦。在洋洋万言的《中国游记》中，我们能够感受到的唯一一抹亮色是芥川对中国文人名士的尊重与敬仰之情，章炳麟、郑孝胥、辜鸿铭、李人杰等不同阶层、不同立场的精英们不仅给予芥川以文学创作上的灵感，更激发了其政治意识的萌生。他们是芥川部分重构经典中国形象的有力支撑。 第五章主要探讨芥川龙之介对中国现代作家的逆向影响。在师法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芥川不懈努力、孜孜追求，孕育出丰硕的文学果实，其中蕴含的才华与热情、智慧与思考为中国现代文坛提供了比照和参考。鲁迅是中国芥川翻译的第一人，同时也是最敏锐地捕捉其文学闪光点的中国作家。他借鉴芥川立足古典、着眼现实的艺术手法进行历史题材小说的创作，将历史人物主观化、历史事件寓意化，用以表达先前设定的主题。鲁迅对芥川的历史小说辩证地摄取和扬弃，并加以改革和创新，形成了独特的历史小说创作模式。鲁迅还为芥川的私小说所吸引，《橘子》与《一件小事》两篇小说从形式之近到韵味之似，都印证着两位中日文坛巨擘的纸间神交。郭沫若在飘泊小说中描写因贫困、疾病引发的内心烦恼，与芥川在私小说中的描写如出一辙。鲁迅和郭沫若都不曾特别提及芥川对自身的影响，但如果将他们的作品置于整体文学视野中，我们不难发现他们兼收并蓄的可能对象和大致范围。台湾作家陈映真也从人性探索与死亡意识两个方面沿袭了芥川文学中处处皆是的“鬼气”，比起鲁迅等人，陈映真对芥川文学的借鉴表现出更为深层化、多样化、内在化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