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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加快推进,中国的雾霾污染问题愈发突出,为此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控制能源消费总量,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由此可见国家在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中对环境问题的高度重视。但2018年《中国生态环境公告》显示:中国被监测的338个城市中,空气质量不达标的城市高达66.3%,近年来雾霾污染问题依旧严峻。因此,基于中国雾霾污染环境下工业化与城镇化的现状展开对能源使用效率、新型城镇化与雾霾污染关系的研究探讨,对改善中国空气质量、促进绿色可持续发展、走正确的工业化与城镇化发展道路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本文选用了中国30个省市2006年到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将新型城镇化从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与社会城镇化三个角度来综合考量,并运用熵权法算出全国各省市每年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然后综合运用静态面板模型、系统GMM模型、Panel-VAR模型来探究能源使用效率、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雾霾污染三者之间的线性关系以及动态相关关系,最后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来研究能源使用效率、新型城镇化水平在不同限制条件下分别对雾霾污染有怎样的影响。
通过运用静态动态面板模型以及线性非线性计量方法对三者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本文主要有以下五个研究发现:(1)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市中陕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增长幅度最大,2017年北京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一。(2)线性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一定程度上会加重雾霾污染;东部与中部地区能源回弹效应较大,能源使用效率提高会使雾霾污染程度加重;西部地区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雾霾污染。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雾霾污染的加重一定程度上会倒逼新型城镇化发展。(3)新型城镇化是雾霾污染的格兰杰原因、能源使用效率是雾霾污染的格兰杰原因,新型城镇化与能源使用效率的共同波动也是雾霾污染的格兰杰原因。(4)滞后性效应研究得出:新型城镇化发展对雾霾污染有抑制作用但这个抑制作用有一定的滞后性;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对雾霾污染有负向影响但这个负向作用有滞后性。(5)非线性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当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时,新型城镇化的提升对雾霾污染有抑制作用,当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时新型城镇化的提升则会使雾霾污染加重。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能源使用效率对雾霾污染的恶化作用减小。此外,随着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新型城镇化对雾霾污染的恶化作用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减弱。随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逐步减弱。最后根据以上研究发现提出了相关建议。
本文选用了中国30个省市2006年到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新型城镇化指标体系,将新型城镇化从经济城镇化、生态城镇化与社会城镇化三个角度来综合考量,并运用熵权法算出全国各省市每年的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然后综合运用静态面板模型、系统GMM模型、Panel-VAR模型来探究能源使用效率、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和雾霾污染三者之间的线性关系以及动态相关关系,最后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来研究能源使用效率、新型城镇化水平在不同限制条件下分别对雾霾污染有怎样的影响。
通过运用静态动态面板模型以及线性非线性计量方法对三者间的互动关系进行探究,本文主要有以下五个研究发现:(1)2006-2017年,中国30个省市中陕西省新型城镇化综合得分增长幅度最大,2017年北京市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位居全国第一。(2)线性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发展一定程度上会加重雾霾污染;东部与中部地区能源回弹效应较大,能源使用效率提高会使雾霾污染程度加重;西部地区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雾霾污染。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可以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雾霾污染的加重一定程度上会倒逼新型城镇化发展。(3)新型城镇化是雾霾污染的格兰杰原因、能源使用效率是雾霾污染的格兰杰原因,新型城镇化与能源使用效率的共同波动也是雾霾污染的格兰杰原因。(4)滞后性效应研究得出:新型城镇化发展对雾霾污染有抑制作用但这个抑制作用有一定的滞后性;能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对雾霾污染有负向影响但这个负向作用有滞后性。(5)非线性研究表明:新型城镇化与雾霾污染之间存在着“倒U型”的关系,当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高时,新型城镇化的提升对雾霾污染有抑制作用,当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较低时新型城镇化的提升则会使雾霾污染加重。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一定程度上可以使能源使用效率对雾霾污染的恶化作用减小。此外,随着能源使用效率的提升,新型城镇化对雾霾污染的恶化作用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减弱。随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的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对雾霾污染的抑制作用逐步减弱。最后根据以上研究发现提出了相关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