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是在文本旅行与文化建构的互动场域中，对以《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和《译林》为代表的中国新时期翻译文学期刊的一项研究。论文以外国文学文本在中国的旅行过程为经线，期望籍此涵盖文学影响与接受的两端，以及翻译、传播等中介系统;而以这个过程中外国文学文本与本土的文学、文化现代性建构的关系为纬线，在这样一种多重辩证互动的历史"情境"中，对新时期翻译文学期刊进行的全方位观照。　　现当代中国文学受到外国文学的影响是毋庸讳言的。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影响很大程度上是通过翻译文学完成的。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内，对大部分中国作家来说，世界文学语境实际上是根据中国的文学文化需要做了选择、剔除的"中国化"的语境，即翻译文学营造的世界文学语境，它与自在状态的世界文学语境在广度上要狭小。翻译文学期刊以其"周期的快与相对的持续性、思想的新与阵容的相对集中性、以及信息的多并能容纳一定的学术深度"，成为本土读者了解外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一个"窗口"，也成为中国作家和学者获得对文学自身了解的本土社会条件之一。换言之，翻译文学期刊一定程度上建构了本土视野中的世界文学景观，也积极地参与了本土文学与文化现代性的建构。　　本论文的展开，是以外国文学文本在中国的旅行过程（也是翻译文学期刊的翻译、编辑及传播过程）为线索进行的。由于中国现代知识传统创始于对西学的翻译、误读与盗用，以及其它一些涉及语言之间关系的活动，对中西交往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以翻译活动为始点。由此，翻译文学期刊的翻译活动成为本论文首先要考察的问题。从创刊（或复刊）伊始，《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和《译林》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以西方现当代文学作为译介的主要对象，并且在这种"翻译现代性"中采取了内容上"归化"，形式上"异化"的策略，这种策略的采用，不仅是翻译文学期刊的主动选择，也是具体的社会、文化语境制控的结果。翻译文学期刊译者的身份可区分为诗学身份与政治身份。译者的诗学身份需要在"学者-作者"、"读者-作者"的双重甚至多重关系，乃至"是"与"不是"的张力结构中进行考察。译者的政治身份包括了国家身份、民族身份、性别身份、阶级（阶层）身份等。翻译文学期刊的非文学翻译实践:翻译文学期刊举办的文学翻译竞赛、翻译文学评奖等活动，还有翻译文学期刊所开辟的为翻译家、翻译理论家提供交流与探讨的有关翻译的栏目，以及翻译文学期刊所主办、协办的各种交流会、研讨会等，这些作为"副业"的活动从不同的层面与方面加强和推进着翻译文学期刊文学译介这个"主业"的发展。　　外国文学经由翻译之后，必须经过编者的编辑加工才能形成翻译文学期刊文本。翻译文学期刊的编辑工作本身也是一种文化建构和文化积累，对文化生产、传播和积累有着积极的调节、导向与建构作用，从选题、组稿到审稿，以及后期的排版与装帧设计，这些编辑活动决定了翻译文学期刊文本的具体形成，并影响着本土文学对异域文学的借鉴乃至新时期本土文学与文化的现代性进程。《世界文学》、《外国文艺》和《译林》这三家翻译文学期刊的栏目大体可分为四类:文学类、评论类、介绍和动态类、互动类。这些栏目共同体现了刊物的办刊方针与宗旨，并形成了刊物的风格与特色。翻译文学期刊的发行数量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翻译文学文本对本土文学现代性建构的影响范围与广度，而发行数量的变化也见证着整个文学生态的变迁。对翻译文学期刊消费群体的考察则大体表明这种现代性的影响是由哪些人、通过怎样的途径而达到的。　　经由翻译、编辑工作之后，翻译文学期刊文本得以形成，这些期刊文本的总和构成了翻译文学期刊的翻译文学景观，也形成了中国学人获得对文学现代性深刻理解的本土社会条件。因而第三章在整个论文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既是前两章发展的结果，也是对后两章进行考察的前提条件。本论文首先从国别以及纵向发展两个侧面对翻译文学景观进行了考察，以其见出新时期翻译文学期刊翻译文学景观以及隐藏在其中的翻译现代性的某些特点。翻译文学事实上规定着人们阅读的范围与阅读的方式，并营造了中国作家、中国读者视野中的外国文学与世界文学景观。翻译文学期刊可以说是这种事实上的世界文学景观中最为独特、最为优美的部分，也是蕴含最为丰富的部分，就如一种缩微景观，不难窥见、想象原本的世界文学全貌。翻译文学来源于外国文学又在民族文学的语境中发挥作用，并同时具有两者的某些特点，但它并不属于外国文学或者民族文学，而是一个自主的场域。这种自主、开放的翻译文学场域的获得也是本论文接下来讨论翻译文学、翻译文学期刊与本土文学创作的和本土文学研究互动影响的基础，一些问题放在自主场域的框架下探讨可能会有更清晰的认识。　　新时期外国文学借以翻译文学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表现在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各个层面上，不管是文学的语言层面、文体层面还是观念层面等等，由此给新时期作家带来了一种"影响的焦虑"，但这并不意味着新时期中国作家在这种影响的焦虑下就无能为力，他们有意愿也有能力，以自身的自主性与独创性，通过自觉地、有选择地对外来文化艺术进行借鉴，开辟一条文学现代性的自主之路。《世界文学》中的"中国作家谈外国文学"栏目提供了中国新时期作家接受外国文学的第一手资料，这些栏目中的文章都涉及了哪些外国作家？又是哪些外国作家成为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呢？……对这些问题的统计大体可以看出新时期作家对外国文学接受的概貌，也可见出新时期文学现代性与翻译现代性之间互动关系的某些特征。1999年，《中华读书报》"国际文化"专刊组织了一次读者调查活动，评选"我心目中的20世纪文学"，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仅位于鲁迅先生的《阿Q正传》之后，名列第二位，《百年孤独》对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影响可见一斑。以《百年孤独》为个案，考察其在新时期中国的译介、传播与影响，可以反映出文学现代性在接纳西方影响时，某些极具启发意义与象征意义的细微之处。　　从文学创作到文学研究，第五章可以说是第四章在逻辑上的必然延伸与展开。由于翻译文学成为事实上的外国文学和世界文学景观，以及本土文学创作面临着它影响阴影的巨大焦虑，翻译文学向的文学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与空前的挑战，它要求的理论必须对此做出回应。而过去两三百年间中西方之间的复杂交往，不仅要求将文学创作，也要求将文学理论与文学研究本身放到一个更大的全球格局下，在彼此文化的互动关系中进行考察，以见出其复杂的历史面貌。本章通过对新时期中国现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文艺学等学科回应翻译文学影响的某种"学术行为"或"学科行为"的考察，检讨其在特定历史语境中的"历史作为"和"意识形态功能"。　　总之，本论文希望提请注意的是以下几点:其一，是对翻译文学期刊这样一种学界研究较少的对象的关注，学界迄今为止没有一篇以翻译文学期刊为视角对外国文学在中国的译介、传播、误读与接受等情况进行探讨的论文，本论文的选题价值也主要在于此;其二，是对整个影响与接受过程的关注，而不是只研究输出与接受的两端，本论文将翻译文学期刊置于一个动态的旅行过程中，关注其翻译、编辑、形成与影响的整个过程;其三，关注翻译文学期刊背后的文学生态，在思想史的框架下考察翻译文学、翻译文学期刊对中国文化现代性和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建构，并且通过考察认为，西方文学借以翻译文学对中国的文学现代性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并不能就此说明中国的文学现代性只是对西方刺激的回应，其自身完全具有自主发展的愿望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