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委员会制度是我国高校管理的一项基本制度,同时也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本研究以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为对象,基于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视角,借助新制度主义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与方法,从变迁历程、动力机制、制度同构和路径依赖等多个方面对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变迁特征和问题作了描述与解释,并从政府和高校两个层面提出优化学术委员会制度变迁的策略建议。首先,本研究基于制度变迁理论的分析框架,对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的百年发展历程进行了回顾,并从中总结出其变迁特征。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变迁历程大体上经历了“萌芽—断裂—恢复—发展”四个阶段,呈现出制度演进与断裂并行的状态,以及以供给主导型变迁和渐进式变迁为主的路径特征。从制度变迁的动力机制来看,制度环境、高校的学术本位定位及社会对高校学术质量的要求等方面,构成了直接推动学术委员会制度变迁的外部动力；内部动力则主要表现在学术委员会制度供需的不均衡,即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供给作为推动学术委员会制度变迁的最主要力量,长期不足,同时,高校作为制度需求的主体在政府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产生了对新制度安排的需求,当这种需求得到政府供给的回应时,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变迁就会进入到新的阶段。其次,基于学术委员会制度变迁的主要阶段及变迁特征,本研究对其制度变迁过程中的具体问题及产生原因作了进一步分析,指出学术委员会制度变迁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整体变迁进程缓慢、变迁方式固化和变迁主体长期动力不足三个方面。导致这些问题的出现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根据制度同构逻辑,学术委员会的制度变迁必然受制于当时的宏观社会环境,我国长期以来集权式的社会管理体制决定了强制性同构机制始终占据学术委员会制度变迁的主导地位,使得学术委员会制度必然与社会管理体制和高校行政化管理体制存在极大的同构性；第二,根据路径依赖机制,低效率的初始路径始终制约着学术委员会制度的变迁始终,并通过制度收益递增机制的作用和我国传统高等教育工具理性的影响,将学术委员会制度长期锁定在低效率的运行状态中。最后,在对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进行历史回顾、变迁特征分析及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提出,当前政府依然是主导我国高校学术委员会制度变迁的主体,我国应当同时从政府和高校两个层面着手,通过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培养制度创新示范样板、完善高校内控制度和营造学术本位的高校制度文化等措施,不断优化学术委员会制度变迁的条件,进而完善学术委员会的制度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