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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旧译为约翰·穆勒。本文则统一译为密尔)曾明确自己一生思想演进的三个阶段:第一个"心智进步"阶段是边沁主义的教育和"老"哲学激进派(the OldPhilosophic Radicals)的形成与扩张期,在时间上可以从他有记忆以来(1809)起,到1826-1827年的精神危机的爆发为止。第二阶段是"根本转变"(revolution)时期,密尔在思想上一度离开功利主义、走近保守主义。最后一个阶段从1840年到1870年,以他对《自传》的最后一次修改为节点,是密尔沿着既定思想方向日益成熟化的过程。本文试图考察第二阶段中密尔政治观的演进情况,方法是将密尔置于三十年代里哲学激进派的政治实践的语境中讨论。传统的思想史研究主要关注浪漫主义和法国思想在这一时期对密尔的影响,未能给予英国的政治思想资源,比如辉格主义等以足够的重视。笔者通过考察密尔与哲学激进派成员的互动,发现政治实践特别是议会中的政党政治是密尔思想在这一时期的重心。在1832年改革后,一批哲学激进派借助改革的东风得以当选议员。他们推动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和1835年《地方市政机关法》的通过,成功在议会内形成一个压力集团。在顶峰时,他们获得超过200名议员的支持,并几度在大选中成为影响辉格党是否上台的关键少数。密尔虽然不是议员,但他通过私人联系和《伦敦与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平台始终参与到哲学激进派的实践中。他的作用主要是宣传和阐释哲学激进主义的政治观;在1838年以后,他一度成为哲学激进派脱离辉格党,组建独立党活动的策划者和组织者。在1832-1839年中,他逐渐认定哲学激进派的政治目标会通过激进党的成立而实现;但1839年及之后一系列事件的打击,令他幻想破碎、逐渐清醒。政治实践的失败直接刺激他一度转向保守主义,把失败原因归咎于领导权的缺失,继而关注文化精英问题。因为这种保守转向,辉格党政治思想和柯勒律治哲学得以影响密尔。本文力图阐释这种保守转向的原因、过程及其对密尔后续思想演进的积极意义。本论文第一章探讨了密尔在1832-1841年间的激进政治观。反法战争结束后,政治改革思潮重新活跃并逐渐占据议会政治的核心辩论圈。相较于同时代的其它激进思潮(假定人生而平等的自然权利学说和宣扬"英格兰人的自由"的大众宪政学说),边沁式功利主义凭借其强大的科学主义方法论,迅速跻身为能量最大的激进政论话语之一。武装这一思想后,哲学激进派以反贵族的立场,提出一个强调制度改革和政党政治的观念体系:在政府观层面,主张以民主代表观取代贵族式的实质性的代表观;在人民观层面,构建"反阶级的中间等级"概念以实证人民利益,继而为民主改革和组建激进党提供科学基础;在政党观层面,主张由中间等级中的文化精英,即哲学激进派,发起并领导政治运动,加快人民党的建立进程。在论文的第二章,笔者从政治史的角度,讨论哲学激进主义应用于实践后的"失效"过程,而这一过程是导致密尔思想保守转向的直接原因。1832年及之后一段时期内高涨的改革思潮,令辉格党政府展现出乐于同中间等级合作的姿态。约翰·密尔过于乐观地解读这种姿态,判断中间等级大联合的时刻即将来临,认为哲学激进派有实力脱离辉格党、独立争取到平民院多数的支持。1834年11月到1835年4月与辉格党的合作经历导致哲学激进派内部在政治路线选择上的分歧第一次公开化。这种分歧影响他们之后与辉格党政府的合作。1835年的《地方市政机关法》事件刺激他们相信邪恶利益的实在性,以及贵族两党的融合近在眼前;为了应对这种局面,应该加快建立一个独立的人民党。这种认识导致他们采取冒进式策略,在1836年组建"改革派协会",试图说服辉格党左翼加入激进党阵营。在1837年,策略进一步升级,他们逼迫辉格党政府在激进改革方案上表态,期待以此加速中间等级脱离辉格党的进程。不幸的是,这些策略不仅未能达到预期,反而推动辉格党大佬和温和激进派的联合。1838年底,密尔发动哲学激进派的最后一次建党运动,试图说服时任加拿大总督杜伦勋爵担任激进党领袖。此外,在院外政治层面,宪章运动的兴起,以及工人阶级政治家对哲学激进主义的诘问,也标志哲学激进派在大众政治宣传上的失败。这些失败令密尔最终承认自身政治观的空想性,并在怀疑情绪的高峰期转向保守主义。第三章讨论的是政治实践的结果。1832-1841年的政治实践令约翰·密尔反思和修正哲学激进主义的政府观、人民观和政党观。在政府观层面,他认识到民主体制在权力分配和集中上的两难,开始以一种正面口吻评价辉格式有限改革观;在人民观层面,他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有序竞争观替代人民利益-邪恶利益的殊死斗争观;在政党观层面,他提出文化精英的领导权思想,并转变成一个热情的辉格党政府支持者。第二节讨论这一保守转向对密尔思想演进的积极意义。密尔在保守转向的过程中养成了折中主义的思维,较大地改变了他对制度和观念的关系的认识。他不再认为,直接进行制度改革是实现理想的最好路径;而是主张,通过哲学写作先引发观念领域的变革,再带动现实政治领域的改革。保守转向带给密尔的积极意义起码有两点,一是转向哲学,认定观念改革先于制度改革;二是认定思想自由,从政治派系主义的教训中得出警惕思想宗派主义的经验,提倡折中主义,汲取百家之长。本文认为,三十年代的政治实践深刻影响了密尔在1841年后的思想演进。《逻辑学体系》里的社会科学观、《论自由》里关于思想自由的论述,以及《功利主义》里的社会道德观,都体现着密尔对哲学激进主义的反思。这段经历向密尔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为什么自下而上的民主运动总是失败,倒是贵族政府能在民主大潮中屹立不倒?领导权问题此后一直占据密尔政治思考的核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