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协同立法是法治普遍性原理在区域协调发展中的具体体现,其伴随着立法权向省级和“较大的市”下移而萌芽,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深入实施而逐渐涌现。201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的修改,增加的有关内容,包含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容和要义,2022年3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修改地方组织法的决定,从法律规定上明确了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开展协同立法,这从宪法法律层面为区域协同立法提供了法理支撑。在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修改中,国家赋予了更多设区的市立法权,区域协同立法开始从省级层面协同向设区的地级市相互协同、副省级城市与设区的地级市协同立法而延伸发展。成德眉资四市协同立法主要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和都市圈建设,力求破解大气、水域生态环境协同治理、交通和城市管理互通共治等难题。需要指出的是,成都基于行政级别、机关架构、经济基础、发展状态、资源禀赋与周边设区的地级市的差异,其与德阳、眉山、资阳协同立法有别于国内已有的省级协同立法实践。本文研究目的是,探索成都在成德眉资同城化发展过程中,与德阳、眉山、资阳协同立法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并探讨成德眉资同城化协同立法的利益平衡机制与实现程序。本文在系统阐释协同立法的法律基础、协同立法与共同立法理论、硬法治理与软法治理理论的基础上,分析成德眉资协同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针对性研究分析成德眉资同城化利益平衡机制与实现程序,提出相应的意见和建议。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从区域协同立法的理论和实践角度,研究成德眉资同城化协同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同时深入分析成德眉资同城化利益平衡机制与程序机制,相较于国内过去大多围绕省级协同立法的实践经验,具有创新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