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作为脱贫攻坚收官之年,对于中国和全人类减贫实践都具有跨时代意义,纪录片人自觉地肩负起纪录时代和历史的重任,回到乡村并纪录乡村的变迁,焦波便是其中的中流砥柱,但焦波作品的价值却不只停留于时代性和文献性。2003年至今,在焦波导演的《俺爹俺娘》《哑巴的正月》《天津湾》《淘宝村》《乡村里的中国》《进城记》《大歌》《老窝》等十五部纪录片中,乡村和农民一直是他的纪录对象。从纪录乡村中的“俺爹俺娘”到不熟悉的农民,“人”是焦波创作中永恒的对象和主题。焦波通过长时间的在场观察贴近和融入拍摄对象,回到乡村日常去思考农民群体困境形成的地方文化根源和时代环境原因,摒弃对乡村的奇观化与苦难化表达,把乡村与城市,农民、观众以及焦波自己视为生命共同体,呈现社会急速转型下“我们”共同面对的危机,流露人类生命诸如孤独、乡愁等共通的情感,并进行时代性的反思,从而实现集体性的共融、共识、共鸣,这使得焦波的作品创作从方式、内容到主题都超越了乡村的阈限,具有人类学特质。本文以人类学为视阈对焦波的乡村题材纪录片进行研究,第一部分首先回溯纪录片的历史,梳理纪录片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然后围绕焦波的乡村生活经验、创作经历以及创作环境等方面,分析焦波乡村题材纪录片中呈现出人类学特质的成因。第二部分以观察为切入点,围绕焦波的纪录片从观察方式、观察视点、观察内容三个方面,探讨人类学“观察”和纪录片前期创作,在方法的交互性以及对纪录片创作效果的影响。第三部分借助人类学地方理论,分析地方呈现对焦波纪录作品中现实性与问题性的影响与体现,并从地方身体、地方时间、地方空间三方面,探讨纪录片中人与地方的关系。第四部分在前文的基础上,提出人类学研究和纪录片创作在思维本质上的一致性即生命共同体意识,对比分析焦波作品与同类型作品中生命共同体意识的成因与呈现,进一步探讨人类学思维对纪录片创作的深层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