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修正案(七)》正式确定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该罪名的出台对完善我国贿赂犯罪法律体系,编织更为严密刑事法网,一定程度上扩大了打击范围,为遏制国家工作人员的“身边人”利用自身或利用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影响力,索取或是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将起着巨大的作用,同时这也是对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重要举措,并同《公约》的精神实质相符合,顺应国际反腐败的潮流。本文通过两则案例引出该罪在司法实践中出现的问题,针对问题进行该罪的探讨。本文分五个部分展开：第一、该罪主体的界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表面为特殊主体,究其实质引申为一般主体,“近亲属”、“关系密切的人”以及“离任的国家工作人员”等人均可成为本罪主体。其次,国家工作人员是否属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也需要进行理论探讨,提出国家工作人员在实施本罪的犯罪行为时,没有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是利用他人的职权便利,就可以成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主体的观点。第二、影响力判断。判断行为人是否为利用影响力受贿应从是否利用了影响力、是否谋取了不正当利益、是否索取或者收受了财物入手,只有完全达到涉案标准的情况下,主动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才能纳入本罪的规制加以论处。其中影响力又分为权力性影响力和非权力性影响力两种表现形式；第三、不当利益的界定。不正当利益包含非法利益以及用非法手段取得的利益。分为实体不正当利益和程序不正当利益,司法中如何界定程序不正当利益。第四、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既遂的认定标准问题。提出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犯罪既遂以被利用人对请托事项做出承诺为标准,至于行为人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多少或者情节严重情况是处刑的标准,不影响本罪既遂的认定。最后、本罪与相关罪的辨析。斡旋受贿罪辨析、介绍贿赂罪辨析、受贿罪共犯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