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文化根植于乡村社会土壤,被生活在乡里的人们世代传承、创造和发展,不仅能够传承传统文化,更是丰富的乡村治理资源。“春官说春”是我国陇东乡村一项极具特色的民俗文化,也是农民在地化的文化实践。本文结合乡村治理理论,分析在春官说春民俗文化实践过程中,国家、社会团体、村民以及新的传播媒介各自扮演怎样的角色,在民俗文化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其如何进行自我调适,这一文化实践中蕴藏着怎样的乡村治理逻辑,对乡村社会来说有何意义。本文以甘肃陇东地区作为田野点,采用田野调查法获得资料。本文认为,“春官说春”是农民基于自身生产生活与文化娱乐的实际需要所进行的文化表达。当下,它不断将传统与现代相融合,一方面推动了乡村集体娱乐的复归;另一方面,依托这一民俗文化,政府、村集体、农民、社会团体等多重主体共同参与到乡村文化发展中,不仅传达了国家话语,也有效地连接了国家与农民。同时,在这一文化实践过程中,其不断与国家社会发展、市场经济体制、当地文化生态以及新的传播媒介相调适,体现出民俗文化独特的文化、社会和经济功能,进而使乡村文化治理发挥出最大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