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发达国家的城市经历了完整的城市化发展阶段,开始出现了一系列的"大城市病"问题,包括城市无序扩张,对私人小汽车的高度依赖,交通拥堵等等,同时由于这些可能的原因,居民也面临了较为严峻的肥胖问题,西方一些国家居民的超重率超过60%,同时居民的生活模式也逐渐偏向静态,体育锻炼严重不足。由于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这些问题也开始在我国出现,大城市中的这类问题尤为突出,2002-2012年间,我国居民超重率由22.8%上升为30.1%,一些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压等也有较高发病率,健康问题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居民的生活,虽然我国目前有一些针对建成环境与出行行为的研究,试图探究我国背景下,城市的可持续、绿色发展战略,但建成环境与健康问题的关系方面尚处于起步阶段,难以为我国的城市建设提供健康方面的证据和经验。此外,现有研究对于建成环境与健康之间的影响路径的探讨也略显不足,仍然属于一个黑箱。因此,本文在梳理和总结国内外建成环境与出行行为、BMI/超重、锻炼行为方面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利用CFPS数据,主要通过线性回归及结构方程模型等方法分析了我国社区尺度上,建成环境对居民BMI/超重的影响,以及上海市社区尺度上建成环境对居民锻炼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通过提高密度可以促进居民采用非个体机动化方式出行,从而降低BMI/超重,但是高密度、高设施可达性对居民BMI的直接效应和总效应为正,即居住在这些地区的居民会有较大的BMI及较高的超重率,这一点与西方国家结论有所不同,可能原因在于高密度及设施可达性缩短了居民的出行距离及活动距离,从而减少了体力消耗。此外还发现对于上海市的社区而言,提高人均锻炼设施数量可能要比提高锻炼设施密度更有利于促进居民的锻炼行为;而且人口密度和公共设施可达性会通过降低社区犯罪率而使居民增加锻炼时间和频率,此外还会通过降低人均锻炼设施拥有量对居民锻炼行为产生负面效应;同时社区内有污染型企业会抑制居民的锻炼活动。基于上述结论,在实践中并不能通过提高社区人口密度以及公共设施可达性而进一步使居民有标准的体重以及较多的锻炼活动;需要的是倡导居民采用体力型交通方式出行,同时应该在优化步行环境等提升社区可步行性方面下功夫。不同密度地区需要采用不同的方式来提高居民的锻炼活动,在高密度地区要保障居民对锻炼设施的需求,在低密度地区则要加强安全治理;此外社区还需要提高环境质量,减少居民参与锻炼的阻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