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古典小说“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自问世以来就受到中国读者的喜爱。不惟如此,早在1758年(乾隆23年),日本著名小说家西田维则就开始了这部小说的翻译工作。其后,随着西方基督教传教士在华传教工作的展开,这部小说也逐渐进入他们的视野。此后,尽管这部小说的译介主体在不断的变化,《西游记》在西方世界的译介进程却从未中断过。其中,这部小说的英语译文(本)数量最多、影响最大。自1822年马礼逊在《华英字典》首次收录《西游记》中的部分谚语开始,到1983年余国藩的《西游记》全译本问世,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从“种子”到最终“成形”共历经了160余年的历史。早在1961年,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英译本就被选入象征世界文学作品的“企鹅经典丛书”(Penguin Classics),成为最早被该系列丛书收录的中国文学作品,可见这部小说作为“世界文学”的影响力。然而,与《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这三部小说相比,学界对《西游记》的英译研究相对滞后。目前,国内外尚无系统、全面研究《西游记》英译的著作问世,这显然与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强大的影响力并不匹配。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对《西游记》的英译进行系统的研究。本文采用描述翻译学和翻译史学研究的方法,主要探讨以下问题:第一,自《西游记》问世以来,有关这部小说“主题思想”的解读在中国呈现出众说纷纭的局面,那么,这些来自异域的译者们如何定义《西游记》的“性质”?他们的阐释与解读与这部小说的学术研究又有何联系?第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西游记》的译者们选取这部小说进行翻译的原因是什么?这些译者的身份是否会影响他们对《西游记》的理解和认知?第三,正如安德烈·勒菲弗尔所指出的,翻译实质上是译者对原作所进行的文化层面上的改写,在经历改写而成的《西游记》英译本中,原著的主要人物在形象是否与原著一致?如果发生了“变异”,那么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什么?研究发现,由于受到历史文化语境、译者文化身份以及他们不同的翻译目的等因素的影响,他们笔下的译文(译本)差异明显,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而原著的一些主要人物形象之所以在译本中发生“变异”,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与上述几个因素息息相关。同时,这些译者对这部小说的翻译阐释在很大程度上与《西游记》的学术研究是同步的。根据译者身份、翻译目的、译本(文)形式、译本影响、以及这些《西游记》的译者们对这部小说的阐释与解读,本研究将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的旅行时期大致分为四个历史阶段:第一个阶段为1822年至1916年,这一阶段的译介主体以传教士为主,《西游记》在很大程度上充当着传教工具的角色,原著的文学性并没有得到重视;第二个阶段为1917年至1932年,库寿龄首次在英语世界否定了“邱处机作者论”的观点,之后海伦·海耶斯的节译本在英国出版,尽管海耶斯对《西游记》的佛教阐释存在着以偏概全的倾向,然而,它的出现意味着《西游记》走出了“传教士阐释阶段”,序言中大幅引用胡适考证《西游记》的最新成果,正式开启了这部小说在英语世界的“现代之旅”;第三个阶段为1942年至1968年,著名汉学家阿瑟·韦利的《西游记》译本在英语世界广受赞誉,通过他的译本,原著的文学性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彰显,译者精心塑造的“猴王”形象深入人心;另一方面,《西游记》为“神话小说”、“滑稽小说”的“属性”在本时期通过韦利译本广泛被这部小说的研究者所接受。第四个阶段是1969年至1983年,在杜德桥、余国藩等学者的推动下,《西游记》的学术研究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在他们不懈的努力下,《西游记》蕴含的道教成分得到最大程度的挖掘。余国藩集《西游记》研究者、翻译家、汉学家于一身,他将有关这部小说最新的研究成果融汇到自己的译作中,使这个全译本充满着浓厚的学术气息。系统全面地考察《西游记》的百年英译史,有着重要的意义。作为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考察《西游记》在英语世界的译介历程,有助我们从整体上了解影响中国古典文学域外传播的诸多因素,并把握其在英语世界的译介特点,从中我们可以总结经验,为今后的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外译事业提供指导,从而加快中国文学、文化走向世界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