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所处的时代,内忧不断,外患纷至,清廷国势,日益衰微。以今文经学派、桐城学派等为代表的经世致用学风又重回思想界。面对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深受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影响和湖湘文化熏陶的曾国藩,其思想注定是经世的。在其当翰林居京为官期间,研究“义理”,注重“经济”,崇尚汉宋兼采；在其兴办团练,绞杀义军的军旅生涯中,他既扶持名教,严肃军心,讲求“守道救时”又因时变革,学习西方,探求自强之路；在其出任两江、直隶总督从政阶段,整顿吏治,革除积弊,力图国家振兴。在其经世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宋学与汉学相会通、经济与义理相统一、“中学为本”与“师夷智”相结合的经世思想的特质。曾国藩一生恪守儒家“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自始至终坚持个人道德修养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内圣外王”路线,在其经邦治国,成就丰功伟业的经世思想中无处不透显着丰富的哲学意蕴。其中既有儒家的孔孟之道,理学家的天人性命之学,又有法家的严刑峻法,墨家的勤俭治国、任人唯贤,同时还兼采了老庄道家的隐忍之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