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后,经济危机、跨国移民等地区性问题开始质疑“东盟方式”的合理性和有效性,要求修改不干涉内政原则,强化东盟机制建设,形成一套有效的跨国管理模式,更好地发挥其地区管理者的作用。那么,东盟会调整“东盟方式”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和地区环境变化的需要吗?本文试图从东盟有意识的加强自身组织建设过程中探寻“东盟方式”的困境。冷战后,东盟组织经历了一系列重大调整。在组织结构方面,完善决策机制满足政治经济发展需要,吸收印支三国和缅甸实现大东盟梦想。在组织目标方面,借鉴欧洲共同体发展经验,成立自由贸易区,加紧东盟共同体建设。然而,扩大后的东盟成员国对国家主权的依然高度敏感,国家利益优先于地区利益。东盟共同体建设并没有深化成员国之间的政治经济联系,推进东盟制度化建设,其目的是共同协商处理地区问题。因此,东盟组织的完善并没改变东盟松散联盟的性质,决定了“东盟方式”存在的必要。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东盟宪章》赋予了东盟法律人格,保障了东盟实体地位,确立了《东盟宪章》至高无上的地位以及普遍约束力。首脑会议的机制化以及东盟秘书处行政权力的扩大强化了东盟的机制化建设,突破了东盟对非正式安排的偏好,“加强互动”概念的出台和应用软化了不干涉内政原则。他们或多或少都修正了传统的“东盟方式”,而东盟互动的持续加强必然导致“东盟方式”不断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