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评论派”群体是以胡适为精神领袖，思想上推崇英美自由主义，政治上主张用调和的方式改良社会，文学上追求理性，文学作品需反映“人”的本质等理念的自由主义知识群体。1928年建立的国立武汉大学正得益于以“现代评论派”为中心的自由主义文人群体的齐聚武昌。　　北京大学与《新青年》知识群体，东南大学与“学衡派”是近年来讨论较多的对象，而从北京大学分离出来的“现代评论派”与国立武汉大学的关系却鲜有人关注。另一方面，对于“现代评论派”离开北京后的群体行为也常被人们忽视，对于这个文人群体的认知多停留在《现代评论》时期，而对他们之后的群体流动和教育实践则很少提及。　　本文选取“现代评论派”、国立武汉大学，以及两者影响下的中国新文学为考察对象，研究这三者之间的联系，并发掘出国立武汉大学对新文学课程改革、白话文学创作、跨文化的文学交流的影响，同时重点考察在国立武汉大学空间中“现代评论派”知识群体的不同处境与选择。　　论述由两条线索展开，一是探究以“现代评论派”为典型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面对知识群体分化时整个群体以及群体内不同个人的选择，二是发掘这些选择背后所寄托的自由民主理想、教育理念，以及由此带来的新文学在“现代评论派”知识群体以及国立武汉大学共同影响下的发展轨迹。　　选取陈源为个案，呈现自由主义文人在政治、文化格局变动下的矛盾与选择;以凌叔华为例，多角度探寻自由主义女性作家在特殊时期与“布鲁姆斯伯里”成员的跨文化交流以及其在逐渐被边缘化境遇下的文学追求。　　第一章考察“现代评论派”文人群体在《新青年》知识群体分化时表现出的群体特征，以及集体迁徙至国立武汉大学建立自由主义公共空间的过程。第二章重点讨论“现代评论派”为国立武汉大学营造的文学空间以及在其影响下的新文学课程、文学批评以及文学创作的独特性。第三章选取两个典型人物:陈源和凌叔华，客观呈现“现代评论派”文人在面对政治与文学变动时的文学追求和个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