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文纸是明代政府一项不可或缺的办公物资。受明代财政结算方式的变化,公文纸的来源、流通及价格存在三个特征鲜明的发展阶段。洪武时期,在宝钞制度下明代在京衙门公文纸于刑部赃罚钞内支钞和买,价格为时估价。受明初生产力的限制,及崇尚节俭的社会风气的影响,纸张的使用较为节制。洪武后期官僚机构开始膨胀,用纸量大增,而宝钞不断贬值,和买无法满足政府需求,洪武二十七年（1394）公文纸来源变更为囚人纳纸。囚人纳纸是具有惩罚性质的诉讼费,一开始仅施行于两京,正统间囚人纳纸开始于地方布政司、府州县广泛实施。同时,为适应新的社会状况,囚人纳纸制度对纳纸群体、免纳群体、中央及地方纳纸的品种和规格不断做出调整。并出现了大量揽纳群体利用纳纸寻租获利。实物缴纳阶段公文纸多本地出产,随着政府对公文纸需求的提升,开始出现小规模跨区域纸张流通。此时纸价记载零星分散,且以估价为主。随着宝钞逐渐退出流通领域,白银在在财政结算中占据主导地位。弘治年间开始纳纸普遍折银,但一直未得到官方认可。折银后刑部纸劄减少,增加了都察院作为公文纸供给衙门。嘉靖年间实现了全国范围的纳纸折银化。面对正德嘉靖时出现的中央财政危机以及地方公费的变革,中央及地方都在努力获取纸价银的支配权。因此弘治以后纸价银逐渐用于预备仓赈济、军饷、地方公费,并且形成制度。纸价银额定标准虽不高,但在实际执行中,广泛存在滥罚、多收、贪污纸价,科索囚人等种种吏治腐败乱象,纸价俨然成了官员私产。至晚明时期军事活动加剧,地方纸价用于军饷开支成为常态。但纸价贪污现象并未遏制,负担层层下派,最终透支民力。折银后两京纸价多用于正项开支,佥铺户买办。由于需求量大集中,导致铺户本地无法办纳,需长途至产地购买。而政府往往拖延支付,并不完全给价,致使纸户接连破产。地方纸价被大量挪用贪污后,公文纸往往派值日里甲、库子等出买,给民众带来极大负担。另一方面需求集中促进了生产集中,江西广信府成为全国造纸业重镇。以广信府为中心,出现了大量跨区域的纸张贸易。明后期纸价记载量大,但极为混乱,难以看出明显的价格走势及地域间的差异,原因在于市价、时估价、官价相互交织,此外还有时常隐匿的实际支付价。铺户办纳纸张的定价原则是略高于市价,但高出的度完全人为掌握,有很强的随意性。加之铺户需承担总价25%以上的运费及大量的制度成本,使得铺户在账面价格极高的情况下接连破产。整个公文纸贸易活动中,无论是纸张的生产者、还是贸易者都没有获得实质性利益。折银并没有使得明代商品化程度的提高,反而加剧它的徭役属性,增强了人身依附关系。纸户买办与里甲、库子出买都是强加于人身的役。因而不能将明代公文纸的贸易流通看作为纯粹的市场行为,它具有徭役+市场的双重属性。明代公文纸来源方式经过了从和买至囚人纳纸,再到折银买办的变化。从各阶段公文纸的流通和价格所呈现出的特点可以看出,明代公文纸贸易中强制经济属性始终未曾消失,实物主义原则依然以另一种方式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