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举世瞩目,但粗放的经济发展模式日益受到能源、资源和环境的约束,特别是高污染的生产方式与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根据现行法律法规,我国应对环境污染的主要法律手段为追责直接污染企业,即污染企业作为造成环境污染的直接原因,其承担恢复环境、赔偿损失的法律责任。但反观实施效果,由于“企业无力履行判决”问题的存在,企业有限的赔偿能力和公司有限责任制度的限制,仅要求污染企业承担环境法律责任显然不能帮助我们实现重建“青山绿水”的美好愿望。然而,坐等经济高度发展再去治理环境的“先污染后治理”的理念,显然会拖慢中国经济的“绿色转型”。在这样的背景下,为落实“绿色金融”“绿色信贷”理念,我国提出商业银行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传导体”,在应对环境污染,实现“绿色转型”中起着重要作用。商业银行作为污染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其在信贷业务中,将借款企业与环境相关的信息作为考察标准纳入审核机制,可以促进借款企业“外部成本”的内部化。然而,绿色发展理念的实施既需要政府导向性政策的支持,也需要法律强制力的保障。但根据现有法律法规及政策性意见,我国商业银行对环境要素仅承担非强制性的企业社会责任。因为立法层级较低、法律义务不明确,仅依靠非强制性的企业社会责任,难以为商业银行提供足够的激励与约束。因此,基于打破商业银行间的“囚徒困境”和法律责任社会化考虑,有必要在立法层面增设商业银行环境法律责任制度,当商业银行在贷款审查过程中,因没有履行应尽的环境义务而对环境事件的发生具有间接的原因力时,应当对借款企业不能承担的范围内承担补充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