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多样性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持着生态系统中的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随着自然地区人类活动的增加,野生动物所受的威胁也在不断增加。这可能会对野生动物的分布、繁殖、生存等产生直接和长期的影响。开展野生动物多样性的监测,做好自然保护区内野生动物资源的本底调查,掌握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动态、分布及活动规律,探讨人为干扰对野生动物多样性及时空分布的影响,不仅能反映保护区内野生动物多样性与时空分布的动态变化,还能为保护区内的区域规划和保护工作提供基础信息。本研究于2017年7月在甘肃连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共布设60台红外相机,对保护区内的野生动物资源进行了为期26个月的连续监测。基于获取的红外相机数据计算兽类多样性指数,运用占域模型和日活动重叠指数分析兽类禁牧前后时空分布变化,明确影响兽类时空分布的主要因素。结果分为以下5部分:1、红外相机调查结果显示,2017-2019年共监测到鸟兽63种,其中兽类15种,隶属于4目9科。共监测到国家I级保护野生动物4种:梅花鹿(Cervus nippon)、马麝(Moschus chrysogaster)、林麝(Moschus berezovskii)、斑尾榛鸡(Bonasa sewerzowi);国家II级保护野生动物5种:马鹿(Cervus elaphus)、荒漠猫(Felis bieti)、黄喉貂(Martes flavigula)、血雉(Ithaginis cruentus)、蓝马鸡(Crossoptilon auritum)。拍摄率最高的兽类是狍(Capreolus pygargus)(RAI=121.87),拍摄率最高的鸟类是蓝马鸡(RAI=18.49)。2、空间分布的季节性差异结果表明,赤狐(Vulpes vulpes)和狍在一年四季均具有较高的占域率和探测率,为保护区的优势物种。狍的探测率在夏季显著升高,可能与狍的种群优势和繁殖习性有关。喜马拉雅旱獭(Marmota himalayana)和猪獾(Arctonyx collaris)在秋季和冬季分布范围和活动频率显著减少,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差异,可能与二者的冬眠习性有关。3、对数量足够多的4种兽类赤狐、狍、喜马拉雅旱獭和猪獾进行单季节占域模型分析,结果表明:4种兽类实际占域率和模型估算占域率均大于0.5,而模型估算的探测率均小于0.5。根据最优模型组合可知,环境因素和人为因素对野生动物的占域率不存在显著影响。赤狐的探测率与人类捕获率和距最近居民点距离呈显著负相关关系,而与家畜捕获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猪獾的探测率受到坡度的显著影响,随坡度增加,探测率下降。时间分布模式表明,在家畜干扰较频繁的位点,除赤狐外,其它3种兽类活动时间较短,活动频率较低,且狍和猪獾夜间活动频率较高。在人类活动较多的位点,除喜马拉雅旱獭外,其它兽类夜间活动频率较高,白天活动频率较低。4、利用多季节占域模型分析四种兽类夏季年间分布变化,结果表明,从2017-2019年,狍的夏季占域率呈现上升趋势,赤狐、喜马拉雅旱獭、猪獾的夏季占域率呈现下降趋势;狍、猪獾的夏季探测率呈现上升趋势。距最近居民点距离的模型权重值最高,其次是海拔,说明距最近居民点距离和海拔是影响兽类空间分布的年间变化的主要因素。日活动模式分析表明,随着调查样点家畜数量的减少,除喜马拉雅旱獭外,野生动物与家畜日活动模式重叠的现象显著增加。5、从2017-2019年,保护区内的家畜数量显著减少,在此基础上野生哺乳动物的相对多度指数呈上升趋势。野生哺乳动物的α多样性指数有下降趋势,这可能有两个原因,首先与长期畜牧生产有关,虽然家畜的数量在减少,但野生动物长期形成的回避行为不会立即改变,因此物种数在短期内也不会回升。其次可能与狍等优势物种显著增加导致的种间排斥有关。综上,除狍外,具有冬眠习性的兽类物种,其空间分布具有显著的季节性差异。家畜、人类活动等人为干扰因素对兽类时空分布变化具有重要的影响。且禁牧政策的实施,使得野生动物种群数量上升,但多样性水平产生波动,可能与群落内种间关系突变有关。建议保护区在春季和夏季加强管理,控制人为干扰强度;同时建立长期监测机制,进一步关注禁牧后野生动物多样性的恢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