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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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但这并没有保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获得平等待遇,当前仍存在较大的性别收入差距。相关文献证实外资进入能够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居民整体收入水平。那么,外资进入对两性间的收入是否存在差异性影响?是否有利于缩小当前存在的性别收入差距?基于这一研究问题,梳理总结外资进入与性别收入差距的相关文献后发现,当前研究主要对贸易开放与就业、工资的关系进行探讨,少数学者虽然探讨了外资与性别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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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女性受教育水平不断提升,但这并没有保障女性在劳动力市场获得平等待遇,当前仍存在较大的性别收入差距。相关文献证实外资进入能够增加就业机会,提升居民整体收入水平。那么,外资进入对两性间的收入是否存在差异性影响?是否有利于缩小当前存在的性别收入差距?基于这一研究问题,梳理总结外资进入与性别收入差距的相关文献后发现,当前研究主要对贸易开放与就业、工资的关系进行探讨,少数学者虽然探讨了外资与性别收入差距间的关系,但多采用城市和企业层面数据,即使部分研究考虑了微观个体特征的异质性影响,然而其数据时效性较差;此外,现有研究多基于男性技能大于女性技能的假设,与现实存在一定偏差;且未对相关作用机制进行检验。鉴于现有研究的不足,本文按照以下思路研究:首先,本文提供了新的视角,从竞争效应、技术进步、非正规就业三个角度阐述外资进入对性别收入差距的影响机制。其次,本文采用时效性较强的微观数据,基于2014、2016、2018、2020年中国家庭跟踪调查数据(CFPS),同时使用分年度截面数据和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利用更换样本、替换变量、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以确保结果的可信度。进一步地,本文对不同收入水平、技能水平、婚姻以及户籍进行异质性检验。最后,本文对三种作用机制进行检验。基准回归结果表明:研究对象中存在性别收入差距问题,而外资进入有助于缩小性别收入差距。异质性分析回归结果表明: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群体而言,相比于50分位和75分位收入水平的劳动群体,外资进入对25分位收入水平的劳动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抑制效果更强;针对不同技能水平群体而言,外资进入能显著缩小低技能群体的性别收入差距;针对不同婚姻状况和户籍群体而言,外资进入对已婚群体和农民工的性别收入差距的抑制作用更强。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外资进入增加竞争程度,这有助于缩小性别收入差距。外资进入带来竞争的加剧,企业没有足够的超额利润来完全承担歧视的代价,因此会通过调整所雇佣劳动力的性别比例和工资分配结构来降低成本,获得竞争优势,从而缩小了性别收入差距。第二,外资进入对技术进步具有正向作用,这有助于缩小性别收入差距。男性在运动技能占优,而女性在认知技能占优。外资进入促进了技术进步,这降低了对劳动者在体力和运动能力方面的硬性要求,使女性占优的认知技能的作用开始得到凸显,从而缩小了性别收入差距。第三,外资进入扩大了非正规就业规模,这会扩大性别收入差距。外资进入会使得非正规就业规模扩大,而女性由于家务劳动的牵绊以及劳动力市场的弱势地位,往往更多地集中在非正规部门,这降低了女性非正规就业者向上流动的可能性,从而扩大了性别收入差距。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第一,加大外资引进力度的同时,甄别外资质量,缩小性别收入差距;第二,积极发展托幼事业和完善养老服务体系,减轻女性家务劳动负担;第三,完善非正规部门的保障体系,保障女性非正规就业者合法权益;第四,完善农民工的保障体系,缩小农民工群体性别收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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