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纳博科夫(Nabokov，Vladimir)小说中的时间主题为线索，考察在其三部小说《绝望》(Despair)、《洛丽塔》(Lolita)、《斩首之邀》(Invitation vto a Beheading)中死亡与书写的关系。　　福柯(Foucault，Michel)在《作者是什么》(What is an Author)一文中提到，书写以避免死亡是一个古老的传统，但是今天书写却与生命的牺牲相联系，成为作者死亡的权利、书写主体在作品中的自我消除(effacement)。这两种不同的书写与死亡观恰好在纳博科夫的这三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展现。　　在这三部小说中，均存在一种双重书写的空间结构:纳博科夫书写，主人公在纳博科夫的书写空间中书写。可将这三部作品分为两个类型:《绝望》和《洛丽塔》的主人公为了抗拒死亡寻求永恒而书写，前者在书写中创造了一种呈现对称结构的镜像时间，后者在书写中通过回忆和想象创造出无时间性(timelessness)的体验，最终他们的作品分别是《绝望》和《洛丽塔》——这样他们的书写就取消了纳博科夫作为作者在作品中的存在;《斩首之邀》的主人公通过书写而与历时的、线性的、通向死亡的时间抗衡，终于明白自己身处于一个虚构的时空，他对死亡邀请的坦然接受反而造成文本虚构世界的解体，也即纳博科夫虚构世界的解体。两种不同的书写与死亡观分别对应于第一组作品中的双重书写空间，本文的分析将揭示第一组小说主人公的书写对他们的目标（书写以永恒）来说如何是失败的;而《斩首之邀》主人公对死亡之邀的最终接受又是如何通过对书写之邀的接受而实现的，他（三部小说中唯一的正面人物）从黑夜中来又复归黑夜的历程如何暗合着纳博科夫在作品中的消失。　　布朗肖(Blanchot，Maurice)指出:词语通过否定具体的、独异的实存(existence)而使人们得到意义，得到海德格尔所说的存在(being);死亡使人们的言说成为可能，死亡使人们的意识获得理解和掌握的能力，得以建立世界(海德格尔意义上的World)，但意义获得的同时也必然是一种对实存的谋杀或者说毁灭，是对不可命名物(the unnamed)的拒绝，是对晦暗不明的排除。潜藏着死亡的语言是一种暴力。自觉到与死亡关系的文学语言，要拒绝死亡的否定性力量（暴力），只能通过言说无(nothing)的言说，才能凝视在世界存在之前、进入白昼之前、还保存了所有独异性的“他者”(the other)——作为辛辛纳特斯的辛辛纳特斯（《斩首之邀》主人公）。书写者在书写中的自觉消失正是文学对语言和死亡之间同谋关系的自觉。从这一角度看，《绝望》与《洛丽塔》两位主人公书写的失败就不仅仅是美学问题，还是与之相结合的伦理问题。　　现代文学语言是双重否定的语言，即公开承认词语背后实存并不在场，即实存的空无(nothingness)，而纳博科夫标举自己的小说是谎言艺术，其小说也自我揭示其虚构性——正像那个古老的悖论“我说:我撒谎”，这样他的作品就很好地展现了文学语言的双重否定性。文学语言要求人们体验在日常语言中被词语掩盖的那个不在场(absence)本身，它将人们暴露在语言的外部(exteriority)，要求人们不再在死亡中看到否定，即体验死亡的不可能性(theimpossibility of death)。书写的邀请也是死亡的邀请——这正是《斩首之邀》所表现出的书写与死亡的内在关联，在这一书写中，书写者做出了最本质的牺牲，即丧失了死亡的能力和可能性，而在书写的时间里作为终结的死亡永远不会到来。